论文关键词：鲁迅 《故事新编》 《补天》 文化
　　论文摘要：《故事新编》是鲁迅在现代理性精神观照下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重新审视。其中，《补天》更是其痛苦思索的情感结晶，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实质进行探寻，展示出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走到了腐朽衰败的历史困境中，就在于封建传统文化对人的本性的扼杀。
　　《故事新编》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小说集。其中，《补天》作于1922年11月。20年代中期，社会矛盾激化，一系列血泪淋淋的惨案和杀戮震惊了鲁迅，现实的复杂、曲折和残酷使他的内心寂寞和苦闷。30年代，更是中国社会空前黑暗的时期，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侵略，使中国殖民地进程加快，而国民政府却对外采取投降政策，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大搞白色恐怖，发动一系列文化“围剿”和军事“围剿”。从五四运动到五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在迅速转换的时代主题中，鲁迅的思想也在不断向前发展，逐渐成熟，然而对于小说，他却“仍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对于《补天》，论者多以《故事新编·序言》和《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的话为根据来探讨小说的创作主旨，或者解释为对人类始祖劳动创作活动的礼赞，或者理解为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爱欲与文明的发生关系的形象化演绎，或者看成是原始生命力在文明的摧残和窒息中衰微死去的悲剧。这些不能不说艺术形象所包孕的深刻意义。但是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作品，从鲁迅“读古书”、“刨坏种祖坟”的写作意图出发来探寻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   
　　小说对生命本真和原始创造力的摹写确实是弗罗伊得精神分析学说的形象注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在西方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对人的尊严的确认，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对人性欲望的尊重贯穿于整个思想文化革命之中。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动的非人的文学。”
    小说是在对一种神奇、瑰丽而自然的“色情”意味的氛围的渲染中开始:天空是粉红色的，曲曲折折的漂着许许多多石绿色的浮云;天边的血红色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地上是嫩绿，松柏也显得格外娇嫩;尤其是造人的一刹那，“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这表明生命的原动力—爱欲达到了高潮:“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诧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进散。”鲁迅以奇幻绚丽的笔调勾勒出人类始祖—女蜗的健美形象。在开辟鸿蒙的旷野中，一个精力充沛的女性主宰着整个世界，进而创造出整个人类。这与以族权、夫权、神权为核心的封建宗法社会中的男性本位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传统思想重伦理而轻情欲，即程朱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礼教的道德家在毫无节制地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同时，却虚伪地宣扬禁欲主义，认为“人欲”是万恶之首。这种违反和扼杀人的本性的思想，目的在于严格地钳制人们的精神状态，让他们永远充当统治者的奴隶。因此，鲁迅借用弗洛伊德学说，用优美而含蓄的眼光来正视人的性意识的觉醒，进而揭露那些虚伪的道学家。他讽刺道:“偏执的弗洛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
    然而，在女蜗生命本能欲望的尽情宣泄之后，一场危机正处于酝酿之中。“伊在长久的欢喜中，早已带着疲乏了。几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况有头昏，两眼便朦胧起来”，她于是焦躁地伸出手去，拉下一根紫藤，“伊接着一摆手，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泥土来，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的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璋头鼠目的有点讨厌。”女蜗最后失神乏力了，便困顿不堪的躺在地上。这是一场人与文化分裂的危机。尽管鲁迅声明，《补天》是借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但我们只看到了女蜗造人，而不是文化，文化是由她所创造出的“小东西们”创造的，而这种文化却形成了对女蜗—人的生命本真的压迫。只有在一个民族产生的远古时代，我们才能发现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是什么。在那时，我们还没有后来人所说的文化，更没有后来人为人类社会指定的“道统”。创造一个民族的不是这些，而是人的生命，人的自然的生命力，人的本能的创造力量，有了这种自然的生命力和本能的创造力量，才有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才有了一个民族称为“文化”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能够更好地保存和发挥人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的创造力量，而不应当用一个民族的文化规范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扼杀它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的创造力量。中华民族之所以走到了腐朽衰败的历史困境中马厩在于封建传统文化对人的本性的扼杀。女蜗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创造力量没有得到顺利的传乘，它被后来被称为“文化”的东西所襄读了，所窒息了。在小说中，儒教、道教和几千年间的政治、军事势力，都被提交到中华民族的始祖女蜗的形象的面前，并以它们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意义，衡量着它们的真实价值，追问着它们的意义。

    撷项与共工的相互攻伐象征统治者的残酷杀戮和掠夺。但是，他们却打着仁义道德、替天行道的旗号，一方是:“濒项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效”。一方是“人心不古，康回实有泵心，觑天位，我后躬行天讨。”对于女蜗，封建卫道士们则站在她的两腿之间斥责道:“裸程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小东西们”攻伐抢掠之后，在女蜗尸体上“伶俐”地“变了口风”，高树起“女蜗氏之肠”，显示出玩弄仁义道德的统治者及其帮凶的道貌岸然和礼教的残忍和虚伪。这里，鲁迅先生尖锐地指出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们享用的人肉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劳动者则在这摧残人性、压抑人性的“吃人礼教”变得愚昧、麻木，彻底丧失了自我。这一切也在女蜗的眼光中得到展示，她看到一个不包铁片的东西，身子精光，“他正从别一个直挺挺的东西的腰间解下那破布来，慌忙系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也很平淡。”女蜗问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怎么一回事呵。”他略一抬头，说。“那刚才闹出来的是?……”“那刚才闹出来的么?”“是打仗罢?”伊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来猜了。“打仗罢?”然而他也问。女蜗倒抽了一口凉气，同时也仰了脸去看天。对于这种状态，鲁迅悲叹“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可以说，正是封建传统文化滋养着这种没有自我意义和个性意义的奴性。
    小说还揭示了统治集团荒淫无耻、贪生怕死，妄想江山永固的滑稽本相。“‘上真救命……一个脸的下半截长着白毛的昂了头，一面呕吐，一面断断续续地说:‘救命……臣等……是学仙的。谁料坏劫到来，天地分崩了。……现在幸而……遇到上真，……请救蚁命，……并赐仙……仙药……他于是将头一起一落地做出异样的举动。”然而“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没有影。”
    中国传统文化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宗法伦理制天定了人的等级地位，“非礼勿视”排斥了一切“正视”的勇气，稍有不慎，便被视为邪说异端。如此禁锢之下，中国人便“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中国人遂“至多不过做奴隶”。让人做奴隶的文化不是在发展个人的人性，而是扼杀人的生命力，扼杀人的生命力，扼杀人的创造力，甚而使人失去争做人的权利而浑然不觉。“圣人立训”的正史使国人一生下来就处于重重训言的包围历史的源头并无圣人来立训，正史遮蔽了历史中充满无限创造力的生命本真的存在，使后来的人们“陶然在僵尸的乐观中”，无从去创造，去求新，这正是中华民族变得愚昧落后、停滞不前的根源之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髓的鲁迅先生在《补天》中以敏锐的目光透视了“吃人的历史”，发现了传统文化的本质，正所谓“现在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德”他们只“吃人”而没有“造人”、“发展人”。在此，鲁迅以彻底反传统的姿态从文化根基人手去揭示历史文化的疮疤，以惊醒沉睡的国民“睁了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