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　集团　宗教　儒家文化
　　论文摘要:西方人有集体荣誉感，有组织纪律性，有公德;而中国人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自私而不讲公德。这是关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的特点梁漱溟先生做的基本总结。然而中国人何以至此呢?梁先生从西方社会冲突强，政教一体同中国以道德代宗、中国文化的理性早启这一特征进行对比，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之要义。
　　西方人有集体荣誉感，有组织纪律性，有公德;而中国人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自私而不讲公德。在19世纪国门洞开之后，这是很多西方人，包括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几乎一致看法。国门始开，国人还来不及有所改变，民族性传统依然;西方人一进来，也有了对比的对象。应该说，这个时候，是认识传统中国人最合宜的时机，所以这个看法也应该是很中肯的。
    关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梁先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又如乡镇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听从没有话说;或由一二领袖做主，亦可行得通。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众人，以问题付之公议解决，往往就议论歧出，商量不到一处，事情反而办不动。此时再下命令，他们亦不愿听了。总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站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独于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
    然而，中国人何以至此?
    梁先生引用孟德斯鸿《法意》上的一句话说:“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两者相争，要取得胜利，就必然要有压倒对方的实力—而这个实力得来最简单、也最为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借他人之力，即为联合。斗争的冲突性加强与持久化，就会导致联合的巩固与系统化，于是集团就产生了。
    西方社会冲突性强，而易于结成集团。长久以来生活于集团中的西方人，自然慢慢地就培养了集体意识—也即组织纪律性，公德之类。诚如作者所说:“公德所由养成，端在公私利害之一致;为公即所以为私，为私亦势须为公。”相反，向来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口头禅的中国人，不喜争斗，更是反感党派之争。
    梁先生认为，基督教在兴起的时候，对当时社会有极大革命险。基督教反对其它一切偶像崇拜以及其它诸神，所谓“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而毁灭异教之祭坛”。此其排他性极强。排他性既强，“被排亦烈，到处不能为人所容;而遭受残杀之结果，则是使他们自身团结更形坚强。”后来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政教一体化开始。此后，教会中的上层组织也渐渐成了封建阶级的一部分。

   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而在中国，自周孔教化产生之后，宗教遂以变质。儒家“似乎彻底不承认有外在准则可循。所以孟子总要争辩义在内而不在外。在他看来，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在梁先生看来，“儒家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与宗教对神的崇拜及其严格的组织与思想控制截然相反。
    然而要以道德代替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并不仅此。梁先生认为:“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儒家提倡家庭关系，甚而把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社会上去，比如朋友如兄弟，百姓为子民，以伦理关系来组织社会。把家庭关系由内而外推展开去，把社会关系由外往里拉，使得社会也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社会冲突是以不强。另设礼乐揖让，大家相处互相尊重，凡事以理性为先，不尚冲动，更反感争斗。民谚“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正指此。这一方面组织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平和。集团之不强，宗教之被替代，也是情理之中了。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理性早启。梁先生对理智与理性作了区分。他认为，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的两个方面，“知”的一面为理智，“情”的一面为理性。“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这很像我们现在说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分别。在他看来，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儒家所尊祟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多数人民—它所祟尚的只是理性。由此，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风尚，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精神，作者分析为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清厚。”与宗教的出世不同，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主人世哲学。“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
    在梁先生看来，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之早熟，理性早启与文化早熟几乎是一个意思。何为“文化早熟，’?先生认为，从理念上而言，“中国理念较之西洋恒有所超过，而非不及。”书中以中国人多义务观念而少权利观念为例说，西方人由相争而达于互相承认，以求“平等”，是为近代一大进步;而中国人则是起因于伦理道德尊重对方，“看对方重于自己，超过了承认旁人那句话，与起因在不顾旁人者适相反”。却恰由于此，中国人才忽视了“平等”的重要性，未能产生近代西方的平等思想，更不可能建立相关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