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栖居：文学、电影与文化研究

　　海德格尔说过，人应为自己创造一个能诗意地栖居的场所。生活于21世纪高科技极大影响当下生活品位的我们，更应该积极寻求各种使我们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途径与方式。笔者在日常教学实践中发现如果将文学、电影与文化三大要素结合起来，“三位一体”式全方位地观照明代四大奇书的文学影响、电影改编和文化意蕴，会得到很多扎根生活又提升审美品位的意义启示。
　　一、文学与文化
　　文学发展的流变过程与整个文化的推进过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对应关系，这一规律对于中国文学作品而言同样没有例外。我国历来讲究文教合一、政文合一，文学因素与政治、民俗等文化要素在中国文人的身上从来没有被剥离出来、独立出来。中国古代的文学名家中兼有史学家、哲学家、书法家、画家等于一身的也不在少数，他们的艺术作品里理所当然地渗透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意蕴。作为鉴赏者与评论者，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美学赏析或者是文艺批评。需要我们着重强化的正是隐藏在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文学作品含蓄蕴藉背后的文化意蕴、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从来不曾也不应该分开，这一点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尊重了中国文学作品身上与生俱来就携带的文化要素，与此同时也借助于文化的分析批评大大提升了文学研究本身的厚度、深度与广度。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长篇通俗小说是被明清人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红楼梦》固然思想和艺术成就很高，然而它并不通俗，其读者群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普通民众中并不普及。明代四大奇书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其实是要超过《红楼梦》的。四大奇书中的任何一部作品，都经过长期的创作积累和不断的丰富完善，这一过程少则数百年，多则一千多年，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所透视的民族心理，所体现的人生智慧，都不是短期的个人创作所能比拟。四大奇书是以长篇通俗小说的形式出现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上的。每一本奇书，都开辟了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的一种类型。《三国演义》为历史演义之肇端，《水浒传》开英雄传奇之先河，《西游记》开拓出神魔小说的新天地，《金瓶梅》创造了世情小说的新纪元。“四大奇书”不仅以它们的文体的典范性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发展，而且用它们创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故事情节为中国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且不说《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关羽形象对于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武圣”崇拜有直接的影响，也不说《水浒传》里“替天行道”的思想和《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对明清时期的农民起义所给予的多方面启发，单是刘、关、张“桃园结义”和梁山伯英雄“大聚义”的结义标准与履约行为，就一直都是明清以来所有民间团体所信奉的组织原则和行为规范，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团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奇书经过数百年的广泛传播，它们的影响力也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范围，广泛地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像剪纸、皮影、雕刻、刺绣、瓷器、戏剧、相声、绘画、电视、电影等。今天的四大奇书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性质的或文学意义上的存在，事实上它早已融入我们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乃至已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二、文学与电影
　　众所周知，21世纪是书写印刷文化相对衰落、影像视觉文化强势崛起的时代。作为当代视觉文化的急先锋，电影在人类审美领域引发了一场视觉审美能力的革命性变革，并促使人们原本传统的审美经验、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美学原则向现代品格转换。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也是一大历史性趋势。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与文化矛盾》一书中严肃地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以电影为代表的影像视觉文化正对以文学为代表的书写印刷文化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生存空间上构成越来越强有力的事实冲击和空间挤压，这一状况恰恰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精神性文化消费的现实写照。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将书写印刷文化的弱势影响转化为影像视觉文化的强势影响？二者如何更好地共存共荣、互为补充？笔者认为通过电影这一文化艺术形式去重新演绎四大奇书、改编四大奇书不失为一条值得众人去勇敢尝试的途径。
　　电影的叙事魅力在于“讲了一个故事”和“如何讲这个故事”，它的成功离不开带有某种传奇意味的“故事”的在场，而四大奇书最丰富、最具特色的核心内容正是各种各样的精彩纷呈的“故事”。“就所叙的事件而言，《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可说是一部‘全景性军事文学’作品。它描写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学史中是罕见的。全书共写四十多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写得各有个性，绝少雷同：或鸟瞰全局，或特写片断；或以寡敌众，或以强制弱；或设伏劫营，或围城打援；或江上水战，或陆上车攻；或强攻，或智取；以致火攻、水淹、马战，乃至徒手搏斗，表现各异，充分显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②对于电影而言，尽管好故事并不是一部好电影的全部条件，但却应该是一部好电影的必备条件。当代电影艺术工作者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凭借高科技手段以及编剧、导演们大胆的想象，突破既有的传统理念，适当地突出大众性趣味与娱乐性功能以更加成功地追求奇观化的电影风格。像吴宇森所拍的、投资额达到8 500万美元的史诗电影《赤壁i》和《赤壁ii决战天下》中就有动作奇观与速度奇观，如战场厮杀、刀光剑影、战马飞驰、烟尘滚滚，呈现出古代战争的宏大场面。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电影《赤壁》“迎合了人们的娱乐消费心理，却无法在观众满足感官享受之后，提供一份源自心灵深处的愉悦和慰藉”③。毕竟电影是故事的艺术而不仅仅是奇观的艺术。对于电影创作者们而言，最为关键的还是要把文学名著的文化精髓表达出来，将历史性存在转换为当下性影响，让普通大众能够从中汲取自身认同的情感意欲、思想资源和审美趣味。

　　三、电影与文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电影文化也应尽快与世界文化相接轨，这已成为其他国家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电影《赤壁》上映时，在亚洲、欧洲等地均获得巨大成功，票房和口碑双丰收，刷新了所有华语电影票房新纪录。2010年3月21日，电影《赤壁》当选《电影看中国》系列产品，传播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呈现文化中国之面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影集团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21日在京联合启动了“电影携手汉语，走向世界”全球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将从3月至12月在上海、北京、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纽约等地举办中国电影日，并在全球691所孔子学院传播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④这是我们在电影与文化对接方面非常成功的典型个案。电影《赤壁》的成功虽属个案，尚且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电影整体的制作水平和艺术造诣，但足以说明在当代语境下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镜头、面对影像、面对世界的情况下，还是充满了无穷的活力和可开掘性空间的，至少我们不能肤浅地停留在将《三国演义》的英雄文化改编成商战企业文化、将《水浒传》的忠义文化改编成打打杀杀的古惑仔文化、将《西游记》的佛教题材改编成失真的玄幻文化的层次上。
　　与此同时，我们应怀着谨慎的态度改编电影、建构文化，毕竟非常成功的个案仍属少数。以《西游记》为例，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铁扇公主》（1951）、《大闹天宫》（上部1961，下部1964）、《西游记第101回之月光宝盒》（1995）和《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1996），等。其中动画片《大闹天宫》在把握了原著精髓的同时，又能够根据儿童的欣赏心理来进行情节的编排和形象的刻画。因此，整部影片色彩浓重，造型独特，场面雄伟壮丽，形象特征鲜明，情节跌宕起伏，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味道，这也是《大闹天宫》堪称中国动画片不朽之作的主要缘由。而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系列电影运用“后现代”和“无厘头”的语境全面颠覆了我们先前的审美习惯，至于它的影响，历来褒贬不一。不过有一点是需要注意到的，那就是《西游记》小说历经数百年的验证，其文本已经具备相对封闭的意义。如果随意去建构和解构，对当今读者而言，会增加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误读性。再以《水浒传》为例，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阮氏三雄》（1941）、《豹子头林冲》（1950）、《林冲夜奔》（1972）、《水浒传》（1972）、《水浒传之英雄本色》（1992）。众所周知，《水浒传》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众英雄上梁山之后，恰恰是上梁山之前。“水浒”的系列人物是完全国际化的，每个人的江湖生涯及他们的武功绝技足以让我们拍出进入国际市场的作品。比如从2008年起推出的数字电影《水浒英雄谱》系列，包括《水浒英雄谱之母夜叉孙二娘》《水浒英雄谱之青面兽杨志》《水浒英雄谱之小李广花荣》《水浒英雄谱之扈三娘与矮脚虎王英》《水浒英雄谱之拼命三郎石秀》《水浒英雄谱之杨雄与石秀》《水浒英雄谱之神医安道全》《水浒英雄谱之雷横与朱仝》《水浒英雄谱之鼓上蚤时迁》《水浒英雄谱之晁盖》《水浒英雄谱之双鞭呼延灼》《水浒英雄谱之母大虫顾大嫂》《水浒英雄谱之鬼脸儿杜兴》和《水浒英雄谱之入云龙公孙胜》，今天我们用电影的方式来挖掘、刻画人物，重塑每一个梁山英雄，就《水浒》的文化价值和今天的电影市场而言，无疑都是极有意义的。
　　以上论述只是在将文学影响、电影改编和文化意蕴三大要素综合观照下，对明代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简单而肤浅的探讨，也是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说的那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可能的途径之一。本文正是意在通过“诗意的栖居：文学、电影与文化研究”这一课题的深拓，特别强调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意性、抒情性与明代四大奇书的故事性、传奇性融会贯通，用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表现手段，生产出兼具娱乐性、观赏性、审美性、启示性等深厚文化内涵的艺术作品，让人们在对经典名著的诠释乃至二度诠释的艺术想象中建构出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