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鹅为贵的风气直到明代依然如此。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记载他的父亲以御史归故里，有一次请巡按吃饭，十几种菜肴中就有一只“子鹅”。按明代制度，鹅属贵重食品，御史这一级官吏不得享用，所以他家把子鹅“去其首尾而以鸡首尾盖之，曰：‘御史无食鹅例也’”。食鹅之风到清代始为之一变。据清代柴桑《京师偶记》云：由于食者少，“鹅之大者至有十余斤，人不常食，唯有凶事者用之”。这时北京人的嗜好已转向鸭，“京师美馔莫妙于鸭，而炙者尤佳，其贵至有千余钱一头”，贵重程度已接近唐时的鹅价。
　　明代这种以“鹅”为贵的习俗，连御史一级的官员都不得享用的礼制，在《金瓶梅词话》中有所冲破，酒宴礼俗在许多方面都有僭越。明代正德十六年曾对饮食器皿做出规定，一二品官员只许用黄金，不能用玉器，而商贾之家则不许用银器。但在西门庆家的酒宴上随处都是金、银、玉器，仅文中提到的酒杯就有金菊花杯、银高脚桃花钟、玉桃杯等各种质地款式的酒杯。这种在物质层面的逾礼越制，更深层的意义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于传统礼教的背离。
　　《金瓶梅词话》中酒宴描写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除了饮食外，参加酒宴的人们更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特别是广邀宾朋的筵宴，以礼数和排场为重，酒宴中搬演戏文、演唱小曲等娱乐活动必不可少。酒宴开始后，先上大菜，配上音乐戏文，一开筵就造成一片喧阗的隆重热烈气氛。搬演戏文大多搬演的是海盐戏，这是因为海盐戏不仅演员较之其他戏众多，而且唱腔和缓、曲调典雅，容易营造一种雍容富贵的气象。第三十二回西门庆宴请县中四宅官员时所唱的“四折《韩湘子升仙记》”便是海盐腔，第六十四回西门庆请众多亲朋伙计时也用“海盐子弟搬演戏文”等。酒宴上燕乐曲目、舞蹈杂耍听首席点配，均与筵宴的进行相配合，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所以都应尽量做到应景。第六十五回西门庆宴请六黄太尉时“搬演的是《裴晋公还带记》”，这是一出表现富贵、象征权势的戏文。接下来伶官的“清弹小唱”是一套《南吕·一枝花》：“官居八辅臣禄享千钟近，功存遗百世，名播万年春……”内容是对高官显贵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
　　以上所述酒宴习俗与规格程式，在小说第四十三回所写的西门家宴中有详尽描述。这是西门家为儿子攀亲时的家宴，当时吴月娘请了乔太太及众亲戚。请看，一上来就是每桌四十碟的“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点心，细巧油酥饼馓”。以后上的大菜，非常正规：先“小割烧鹅”，后来又“割凡五道，汤陈三献”，最后又上甜点元宵。不但如此，酒宴中还有文娱演出，结束后还放烟火。其排场之豪华，食物之精美，真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匪夷所思！
　　行酒令比搬演戏文等娱乐活动与酒宴的结合更为密切。所谓酒令就是酒宴进行时为佐酒助兴所行的饮酒之规则。最早的酒令，是在酒宴中维护礼法的条规，后来发展为宾客尽欢的方法，甚至成了宴会中劝酒、赌酒、逼酒的手段。这样酒令也就由等级森严的饮酒礼仪变成了一种罚人饮酒的游戏了。在《金瓶梅词话》中，酒宴上觥筹交错，更是每每涉及猜枚行令。如第四十三回中，记西门家几个伙计等人饮酒行令：
　　于是八个人猜枚饮酒。经济道：“你每休猜枚，大惊小喝的，惹后边听见。咱不如悄悄行令耍子。每人要一句，说的出免罚；说不出，罚一大杯酒。”该傅伙计先说：“堪笑元宵草物。”贲四道：“人生欢乐有数。”经济道：“趁此月色灯光。”来保道：“咱且休要辜负。”来兴道：“才约娇儿不在。”书童道：“又学大娘分付。”玳安道：“虽然剩酒残灯。”平安道：“也是春风一度。”众人念毕，呵呵笑了。{5}
　　这伙酒友，除了陈经济是西门庆的女婿外，其余皆是小厮和什佣，行起令来也简单、粗俗。其形式在酒令中属“即席联句”一类。古代酒令的方法很多，行令涉及药名、花鸟名、戏曲名、词牌名、人名以及数目、成语、拆字、官职等，天上地下，无所不用，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小说中宴饮时的酒令也多种多样，第六十回西门庆绸缎铺开张庆贺宴上，沈姨夫提议行令：“或掷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诗词歌赋，顶针续麻，急口令，说不过来吃酒。”掷骰、猜枚、看牌等属于酒令中的游戏令，而“诗词歌赋”、“顶针续麻”、“急口令”等则是酒令中的文字令，许多情况下酒令都将游戏令与文字令合二为一。第二十一回写孟玉楼生日，妻妾酒宴时一起行酒令：
　　止是吴月娘同众姊妹，陪西门庆掷骰猜枚行令。轮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谱上饮酒：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合《西厢》一句。”月娘先说个：“掷个六娘子，醉杨妃，落了八珠环，游丝儿抓住荼縻架。”不犯。该西门庆掷，说：“虞美人，见楚汉争锋，伤了正马军，只听见耳边金鼓连天震。”果然是个正马军，吃了一杯。该李娇儿，说：“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惊散了花开蝶满枝，只做了落红满地胭脂冷。”不遇。次该金莲掷，说道：“鲍老儿，临老入花丛，坏了三纲五常，问他个非奸做贼拿。”果然是个三纲五常，吃了一杯酒。轮该李瓶儿掷，说：“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昼夜停，那时节隔墙儿险化做望夫山。”不遇。该孙雪娥，说：“麻郎儿，见群鸦打凤，绊住了折脚雁，好教我两下里做人难。”不遇，落后该玉楼完令，说道：“念奴娇，醉扶定四红沉，拖着锦裙襕。得多少春风夜月销金帐。”正掷了四红沉。月娘满令，“小玉，斟酒与你三娘吃。”{6}
　　这里照他们所行酒令来看，其制属《骨牌名贯串令》，但被月娘简化了，只要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名，再合《西厢》曲文一句就成。这也确合大家子人的身份，众人所掷的酒令，正如吴月娘所要求的，是按“牌谱”说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的“牌谱”，这说明《金瓶梅》这部世情小说，的确非常尊重生活的真实，它的种种笔墨，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除此之外，更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不是为了写酒令而写酒令。它写酒令是与写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崇祯本还是张评本，从批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评点家早已看出了《金瓶梅》的这一奥妙。对此，张竹坡在这一回的总评中作了精彩的点评：
　　后接写玉楼上寿，又将诸人后文，俱用行令时自己说出，如金莲之偷敬（经）济，瓶儿之死孽，玉楼之归李衙内，月娘之于后文吴典恩，西门之于一部《金瓶》。一百回内，以月娘避祸，孝哥幻化，与春梅嫁去，守备阵亡作照，雪娥之于来旺，以及受辱为娼，皆一一照出，或隐或现。而昧昧者乃以为六人行酒令。夫作者吃饭无事，何不可消闲，而乃为人记酒令哉？是故《金瓶》一书，不可轻与人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