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蕃古道文化浅析汉藏文化的融合

　　引言
　　唐蕃古道形成于唐朝，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当时连接中国和吐蕃的主要交通大道。它的起点位于今陕西西安，也就是当年唐朝的国都长安，跨越陕西、甘肃、青海和西藏，终点位于现在的拉萨，也就是当年吐蕃的都城罗些，总长度达三千多公里，是连接汉藏两族重要的文化通道。
　　由于唐蕃古道千百年来一直承载着汉族和藏族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交流的重任，经过十多个世纪的文化积累和沉淀，唐蕃古道最终形成了兼具汉藏两族文化之长的、独特的文化特点。虽然汉族和藏族本身有着各自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但是唐蕃古道却将这两种文化进行很好的融合和传承，并形成了特殊的古道文化。
　　唐蕃古道绵延三千多公里，而唐蕃古道文化则是以古道为中轴，向四周发散出去。无论是古道上随处可见的兼具汉藏两族绘画特点的壁画和石刻，还是记载于沿途城镇史料文献中的各种史记和传说，抑或沿途独特的民俗、习惯，等等，都是唐蕃古道文化最好的记录者。唐蕃古道文化就是汉藏两族人民一千多年来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而形成的独特文化，解析唐蕃古道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从而更好地指导汉藏两族人民和谐、快速地发展，对当代中国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一 唐蕃古道文化简介
　　唐蕃古道既是汉藏两族人民贸易往来的桥梁和纽带，更是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通道和见证。那么，唐蕃古道文化在哪里？它的精髓又是什么呢？
　　唐蕃古道文化融入到三千多公里的坎坷道路，融入到沿途的每一个城镇，更融入到汉藏两族人民的心里，唐蕃古道文化的精髓就是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唐蕃古道文化的印记随处可见，或镌刻于路上的石壁，或记载于沿途城镇的文献、史料，或收藏于汉藏两族的各种历史典籍。我们所熟知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就是开始于这条古道。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踏上了唐蕃古道，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抵达罗些（今天的拉萨），与松赞干布成婚。文成公主在为汉藏两族人民播下友谊之种的同时，也为唐蕃古道文化画上了最有力的开篇之笔。据《全唐书》等史料记载，唐太宗派出了一支庞大、特别的送亲队伍随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队伍由大量的各种劳作方面的能工巧匠组成，并携带了大量的种子、工具、药品、绸缎等物品。这些工匠随文成公主一同入驻吐蕃，教当地人耕作、冶炼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拉开了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序幕。在之后的时间里，汉藏两族人民通过唐蕃古道，进行了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文化的融合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虽然汉族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要优于藏族，但就文化而言，两个民族并没有优劣之分。通过唐蕃古道，承载着两族文化的各种物品进入了彼此的世界，两族人民对彼此的文化由陌生、抵触，到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了解、接受，最终发展到欣赏、融合。而文化的融合体现在两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衣物服饰，大到宫殿建筑，无不体现着两族文化取长补短的融合。下面从服饰、瓷器以及建筑三个方面浅析唐蕃古道文化所体现的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
　　二 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特色服饰
　　首先，我们可以从藏袍的图案上看到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珍贵证据。在西藏的壁画或者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藏族服饰上具有融合两族文化的图案，比如“口衔忍冬凤纹图”、“凤凰卷草纹图”等。忍冬俗称金银花，其花初为白色，然后逐渐变为黄色，故此得名。由于忍冬具有不惧严寒的品性，所以通常被藏族人民作为坚忍不拔的象征；而凤凰则是汉族文化的灵兽，被誉为“百鸟之王”，具有吉祥、富贵的含义。服饰的图案将忍冬和凤凰融为一体，其寓意不言自明，是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产物。而“凤凰卷草图”同样是藏族服饰中一种常见的图案，由藏族的忍冬纹和汉族的云气纹结合而成，凤凰则跃然其中，图案尽显华贵、灵动之气，深得汉藏两族图案的精髓。
　　其次，我们可以从藏袍的等级看出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结晶。藏袍原本没有等级之分，汉族的服饰则等级森严，甚至连颜色都有区别。随着文化的交流，渐渐地藏族服饰也呈现了等级的变化。元朝时，藏族不同等级的官吏便穿着不同图案的藏袍，称之为“寸扎白玛加加”袍、“寸扎花尔白玛”袍等，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等级的官员需要穿着不同的藏袍，以示地位的差异。而这种体现等级的服饰，在清代得到了更加严格的规范。史书记载，清康熙时期，西藏的颇罗鼐便对贵族的着装有着严格要求，平时需要穿着五色锦缎质地的大领无衩小袖衣，遇到重大节日则需要穿着官方的蟒纹袍，披貂皮披肩，下穿大褂，腰束金丛缎腰带，上别小刀、荷包等装饰品，足穿牛皮靴，头蓄发，左耳带珠坠等耳饰。
　　再次，我们可以从汉族服饰的变化中看到藏族文化同样融合在汉族文化里。比如，唐朝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汉族服饰上开始逐渐添加各种饰物，并由贵族迅速推广到百姓中间，这种饰物的挂法就是深受藏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再比如，汉族服装中原本以短袖、紧身为主，后来演变为长袖、大襟，这同样是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可见，文化之间本无优劣、贵贱之分，彼此的交流和融合才是各族文化和谐发展的主要途径。
　　三 融合汉藏文化的瓷器艺术
　　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体现在两个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瓷器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瓷器通过唐蕃古道由汉族流向西藏，受汉藏两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在唐蕃古道沿途出土的很多瓷器，在图案、纹饰、文字和器形上都融合了汉藏两族文化。
　　成熟的瓷器烧制技术完善于以汉族为主的我国中原地区，可以说瓷器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进行贸易往来、礼品馈赠的主要物品，它在承载着各民族友谊的同时，也记录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瓷器从我国中原流入西藏早有记载，但早期的流入方式多以赏赐为主，并未形成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大规模的贸易往来盛行于明朝以后，所以，无论是从西藏还是西安，抑或两者之间的唐蕃古道，其传世和出土的明清瓷器，都具有明显的汉藏文化痕迹。比如西藏萨迎寺所藏的莲池鸳鸯纹龙纹碗，便在绘有汉族典型鸳鸯纹的基础上，添加了藏族人民所喜爱的莲瓣等纹饰，将两族文化通过瓷器完美地融合传承下去。而在故宫收藏的宣德青花龙纹僧帽壶，则同样印证了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将藏族典型器具僧帽壶以汉族的烧瓷技法烧制，并绘有汉藏两族共同的图腾——龙，完美地体现了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除了大量的实物外，在诸多史料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查到关于承载两族文化的瓷器的记载。比如，《汉藏史集》中便有一章以图文形式记录了当时融合两族文化的瓷器的纹饰、图案、器形等细节。书中记载，从明代永乐时期，便开始大量生产具有明显藏族文化的器具，比如僧帽壶、藏草瓶（无柄壶）等，并在上面绘有梵文、藏文、汉文、八吉祥纹、青花折枝纹等兼具汉藏两族文化的装饰。这种器具既是藏族人民的日用器具，也深受汉族人民喜爱，并加以收藏，文化的欣赏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昭然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