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文化交融视野下的《红楼梦》研究

　摘 要:将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两种视角加以整合,将《红楼梦》置于满汉文化交融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照,多方位地审视与探讨《红楼梦》的文化背景、作者心态、文本内涵、读者接受等方面的特质;并由此反观学界在以往红学研究中,由于囿于单一的汉族文化视角,而造成某些问题在认识上的偏颇与不足,以期寻求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
　　
　　长时期以来,人们对于《红楼梦》这部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大多是从汉族文化这个视角展开的。近一二十年来,可以偶见海内外的学者撰文探讨《红楼梦》中所涉及的满族文化因素,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尽管目前在满学界,各类通史及工具书之撰写,都试图将曹雪芹定为满族作家,将《红楼梦》划归为满族文学,但是也没有真正从满族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曹雪芹汉族血统和满洲包衣的双重身份,使得学界对其民族归属问题存在重大分歧,将《红楼梦》纳入民族文学范畴加以研究,不能取得多数学者的普遍认同;二是《红楼梦》本身避免“旗化”的写法,使得不熟悉满族文化的学者,在研究中很难形成以满族文化作为背景参照的自觉;三是受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反满”思想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不敢正视曹雪芹及《红楼梦》所具有的满族文化意识。以上原因,造成长期以来红学研究中满族文化视角之缺失。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周汝昌先生就将“红学”与“满学”相提并论,并且认为:“不懂满学,即看不懂《红楼梦》——此看不懂者,至少是指不能全部看懂。”{1}这种看法是颇中肯綮的,但此后的红学研究并没有沿着这一思路进行。在此期间,虽然也有学者对《红楼梦》所蕴涵的满族文化因素投以关注,但绝大多数研究是集中在民俗学、语言学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基本不属于文学的本体研究。尽管不能否认此类研究对于深化红学研究也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学界并没有将此成果作为进一步深入开掘《红楼梦》文本内在意蕴的有利前提,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红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困扰。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视角的遮蔽造成的,因为人们往往更习惯于从自己现有的知识背景中去寻求问题解决的答案。这种思维定势对红学研究是十分不利的。解读《红楼梦》这部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出自于旗籍作家之手的特殊作品,单一的汉族文化视角显然是不够的,有时难免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将两种文化视角加以整合。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如果从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论断更具有说服力。《红楼梦》是满汉两个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是两个民族文化激荡出的一朵绚丽奇葩。本文试将《红楼梦》置于满汉文化交融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照,多方位地审视与探讨《红楼梦》的文化背景、作者心态、文本内涵、读者接受等方面的特质;并由此反观学界在以往红学研究中,由于囿于单一的汉族文化视角,而造成某些问题在认识上的偏颇与不足,以期寻求更为合理的解释。
　　
　　二
　　
　　从满汉文化交融的视野下观照《红楼梦》,首先需要对《红楼梦》产生的文化背景作进一步的界定。
　　研究《红楼梦》首先应研究清代文化,尤其是康、雍、乾时期的北京文化。清代是由满族入主中原与汉族地主联合共同缔造的封建王朝,这决定了清代文化有别于历代文化的特殊性质。清代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性质,它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同时又融入了以满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一方面对汉族文化广泛吸纳,另一方面又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渗透到汉族文化中去。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文化之建构,既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同时又是以满族文化为重要导向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渗透,往往是相互性的。以往人们习惯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以及清史的基本走势,这并不符合清代满汉民族交往的实际情况,已为多数学者所否认。从学术表述中“同化”、“融合”、“交融”几个概念术语的依次转换,便可看出学界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逐渐深化。
　　在清初社会文化重建过程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京旗文化。京旗文化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杰出典范。京旗文化是北京的旗人将自己固有的满族文化传统,杂糅进部分汉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满汉文化交融的缓冲渐进过程中,虽然“京旗文化”与“北京文化”这两个概念有渐趋重合的趋势,但是在康、雍、乾时期,京旗文化的特征是十分显著的。北京八旗居住区域的划分,使生活在八旗圈内的满族,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形成了与外界不同的景观,进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八旗文化圈。八旗文化圈的存在,不仅使入关后的满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本民族的个性,同时也为清代文化打上了区别于以往历代文化的鲜明印记。以往学界在研究《红楼梦》的历史文化背景时,往往习惯从一个相对宽泛的角度去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及哲学思潮,而忽略了清代文化由于满族文化的介入而具有的特殊性质,忽略了八旗文化存在的独特意义。
　　京旗文化是《红楼梦》产生的最直接的文化背景。京旗文化是以八旗贵族生活为重要内容的文化。清代的八旗贵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享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政治上的优待与经济上的优养,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一种高雅精致的文化生活。这种以高雅和有闲为特征的贵族文化,既在价值取向上,与历史悠久的士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又在文化品位上,与新兴的市民文化存在雅、俗之分野。京旗文化从多个层面作用于《红楼梦》创作。首先,它为《红楼梦》提供了最基本的创作素材。《红楼梦》中贾府的贵族生活很大程度上取材于清代的八旗贵族。贵族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精神风貌,在《红楼梦》中都有最逼真的再现。而八旗子弟的日益腐化堕落,又为《红楼梦》批判社会现实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依据。其次,从文化品位上看,《红楼梦》具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这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以及整体风格上的贵族气息;同时还表现在它表达了贵族知论文联盟http://识分子式的人生反思和终极关怀。曹家在八旗社会中虽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贵族,但是达官显贵的身份,难免会使其对贵族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和眷顾。《红楼梦》问世之初,首先在满洲贵族中引起共鸣,这恐怕更多的也是出于文化方面的认同。再次,京旗文化还为《红楼梦》创作提供了富有特色的京味语言。曹雪芹将旗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许多近代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旗人的语言天赋与成就,老舍认为旗人至少“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3}。我们都知道,老一代北京人中满人的京话说得最地道、最悦耳。其实,说话咬文嚼字、讲究辞令、注意声腔语势,这是清代八旗贵族形成的传统。另外,《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也与京旗文化发生直接联系。《红楼梦》的早期传播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些读者的身份多为宗室子弟及其姻亲。《红楼梦》后来能够迅速得到广泛传播,也与最初八旗文人对它的推重激赏分不开。乾隆年间子弟书说唱艺术兴起,红楼梦子弟书又成为这种曲艺中流行最广泛的辞书。经过这种通俗曲艺的改编,使《红楼梦》在更广的范围得以传播。
　　
　　三
　　
　　曹雪芹的民族归属问题,是学界长期以来相持不下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纷争对于《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并无太多实际意义,有时还会将学术研究引向意气之争。今天所谓“满族”与“汉族”,并非当时的历史概念。清代之八旗,是一个以满洲为主体,融入汉、蒙古、高丽、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八旗内部分设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长期的共同生活,八旗内部民族意识渐趋淡化,八旗整体意识逐渐增强。以至清末北京有“不分满汉,但问民旗”{4}的说法,老舍先生还径直将旗籍人称为“旗族”。但是,旗、民间的界限是判若分明的。旗民分治,旗民不通婚、旗民不交产、旗民不同刑,使当时旗人成为居于“民”之上的特殊群体。曹家为正白旗满洲包衣人,属于八旗内满洲旗分之汉姓人,在当时被称为“旗人”,这是曹家在清代社会的身份标识。民族是历史的范畴,以今天的民族概念和民族理论,去界定当时的历史人物,本身就欠缺一定的科学性。按照现在的民族政策,曹雪芹的后人可以本着自愿的原则,或加入“满族”,或加入“汉族”。因此,在曹雪芹的民族归属问题上,这种“正名”式的纷争并无多少实际价值。无论将其归入“满族”还是“汉族”,都改变不了《红楼梦》的客观意蕴。我们莫不如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曹雪芹双重身份背后的文化内涵的挖掘。显然,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