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鲁南山区一个普通的乡镇为例来分析东部地区农民的现实选择。按照农民与土地、外出务工、经商的关系，解析丰阳镇农民的现实状况。在此基础上探索丰阳镇农民未来发展的出路，措施有：要加大各级政府对三农投入的力度，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健全村民的自治；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培养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快城镇的发展，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关键词：经营选择；三农；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09-03
　　自古以来，农业经济就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在“以农哺工”的国家战略下，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正如温铁军所言“从农村发展本身的要求来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主要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矛盾制约土地制度变迁问题；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制约农业要素结构及剩余分配制度。”[1]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之下，选取了鲁南山区一个普通而又具有代表性的乡镇来分析东部地区农民的经营选择。
　　一、研究对象——丰阳镇
　　山东平邑县丰阳镇地处鲁中山区西南，鲁南沂蒙革命老区的西北边缘。丰阳镇总面积91.6平方公里（合13.74万亩），境内主要为丘陵山地，其中耕地面积4.2万亩、林地面积5万亩、果园面积0.7万亩。辖44个行政村，58个自然村落，共4.2万人。本地主要农副产品有花生、红薯、生姜、土豆、大蒜等，是全市的生姜生产基地。①
　　二、丰阳镇农民的经济选择
　　要分析影响农民经营选择的因素，就要对农民收入构成进行分析。为更好地研究问题，本文尝试按照丰阳镇农民与土地、外出务工、经商的关系，将农民划分为四个典型部分：市民化的农民、转型中的农民、多层次发展的农民、纯农业经营的农民，分析农民的经营选择并探索三农的出路。
　　（一）市民化的农民
　　这一类农民主要是指已经在城镇中安家落户并能够体面（体面是指单就经济收入方面而言，不低于城市居民）生活下去的农民。这一类农民数量比较少，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一部分青年通过升学或参军，离开家乡到外发展。由于家乡附近除县城或市区以外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他们基本不会再回家乡发展。其二是一部分人虽然没有高学历但头脑灵活，他们靠自己的奋斗办厂、经商致富，富裕起来之后也不会继续待在农村，大多选择城镇安居乐业。
　　这一部分人是农村走出的精英，土地收入对他们来说已是微不足道，因此土地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用途。不过由于之前形成的土地承包制度，他们仍然拥有土地，但大多将自己手中的土地转包给亲朋好友耕种，至于费用则无关紧要。但他们却不会放弃土地的潜在收益，也就是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承包地。
　　（二）转型中的农民
　　这一类农民大多没有第一类农民的良好条件，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由耕种土地转向到城市谋发展。又由于技能、学历的缺乏，他们难以适应城市的高成本生活，从而极不稳定，“可以说，职业的稳定性等因素直接影响了城镇化农民对新生活的认识”[2]。这一类农民也可以划分为两类。
　　1.举家进城但不稳定
　　这一部分农户已放弃土地的耕种，或留给老人耕种或转给亲朋好友。这一类农户多为夫妇带着自己的孩子进城就业。他们的现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产生的：其一，他们不愿意种田，嫌种田太累且收入低，现阶段丰阳镇人均耕地仅1亩，每亩收益500～800元，远低于务工；其二，他们留恋城中的美好生活，多年在外的经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大多不愿承认自己是农村人，在外租房子也好过脸朝黄土背朝天。
　　由于技能、学历等因素的限制，这一部分人虽然在外多年却无法安定下来。由于工作、生活不稳定，他们的后代会重复父辈的行径而难以获得良好的技能，更不用说学历。依据严善平的实证研究，本人学历和15岁时父亲的职业对获取专业技能作用尤为显著[3]。而多数进城农村居民学历在高中以下，15岁时父亲也没有“固定职业”。新生一代可能由于教育、监督的不力而素质较低，失业在所难免，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这一类农民清醒的认识到他们不会在城中待一辈子，老了还是要回乡养老。对他们来说，城中生活成本太高，负担不起，又没有各种保险，只能回家依靠土地和儿子养老。随着政府养老保险投入的增

加和土地收益的不断下降，依靠土地和儿子养老的程度出现弱化。但是，对于本镇老年人来说，土地保障的意义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2.年轻人或男丁进城
　　这一类农民完全是城中的过客，他们的产生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农户小规模耕地的产出超过口粮消费，社会结构转型使农产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小，农户把较少的劳动投入农业以保障基本生活，把尽可能多的劳动投入工业生产获取更多收入[4]。与全家进城的农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家中有更多的牵挂，他们不期望在城中安家，从而不会放弃老家。
　　留在家中的妇女们既要种田、也要抚育孩子成长、还要照顾老人，自己的感情问题则无人问津。夫妇一方外出相对于一起外出的夫妻也是问题重重，分道扬镳者屡见不鲜。老人不但无人照顾，反倒要照看自己的孙子孙女，同时还要耕种土地，负担可想而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留守儿童缺乏良好教育问题，这当然有现行教育体制改革导致的学校管理力度下降的原因，不过父母的长时间外出无疑是重要因素。
　　（三）多层次发展的农民
　　同上两类农民不同，这一部分农民没有脱离土地，耕种土地的收入是他们总收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留在农村没有外出的农户主体。所谓多层次在于这一类农户的收入来源最为广泛、最为复杂，为了便于分析，依据这一部分农民收入来源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两部分。
　　1.农业+务工
　　这一部分农民农忙时耕种，农闲时外出务工或“经商”。基于时间短的原因他们在外出务工时不会离家太远，大多在周边地市。这里的“经商”不是指做生意，而是在农忙季节依靠自己手中的机械或自己的手艺来创造额外收入。 笔者采访的一户农民为了照顾家计，没有选择外出务工，而是承包15亩土地耕种。他自己购买手扶拖拉机、地膜自动覆盖机等农用机械，农忙时除自家使用方便外，也会帮邻里八乡的农民耕地、覆盖地膜，并收取一定的费用，耕地一亩80元，覆盖地膜每亩50元计，全天劳作可以作业十几亩，亦会有数百元的收入，但只是在农忙的十几天才有收入。
　　2.农业+副业
　　这一部分农户在本地以种植花生、红薯等作物作为自己的主业，除此之外，在土壤肥沃的镇辖区周围种植生姜、在丘陵地带种植金银花、在水源充足地带种植土豆等经济作物作为增加收入的副业。本地农民的副业收入由于农户无法获得全面及时的信息，随市场波动大，不如花生以及其他粮食作物收入稳定。也有不少农户利用手中的农作物余料搞小规模养殖。由于经营规模小，成本相对较高，再加上技术不到位，市场的激烈竞争，养殖品种单一、过于普通，养殖收入通常不高，大多数无法持续经营，各个村中闲置的养殖设施比比皆是。
　　对这一部分农户来说土地收入既是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也可以基本解决自己家人的生活需求。而务工、经商或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是一种储蓄，既防治灾病又要供给孩子上学以及农村的人情世故等花销。这一部分农民除经商发财从而成为城镇居民以外，很少有机会成为城镇居民。也有一部分青年在结婚时会要求男方父母至少在县城里购买住房一套，以期望入城。但是由于他们要由土地提供口粮，没有稳定、高收入的工作，难以承受城镇的高消费水准，很多人不得不选择将房子出租而回家生活或年轻夫妻双方一起外出务工，成为转型中的农民。
　　（四）纯农业经营的农民
　　这一部分农民完全以种田为业，手中可能集中十几到几十亩地。由于靠耕种为业，他们的投入较大，现代化的设备较为充足，土地在他们手中会产生极大的效率。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也会利用手中的设备赚取收入，成为上一部分的“经商”农户。从这一部分农民的情况，我们可以管窥丰阳镇的土地现状：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土地的分散化增加了他们的耕种成本；水利、道路等基本设施的恶化也不利于他们的发展；速生杨的栽植也导致严重的问题。
　　现在农村中的水与路等基础设施多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前的产物。改革开放至2000年前后由于承包地与责任田的分立，土地每隔几年会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村委有权力调集村中的劳动力整修水利与道路。随着土地承包政策的不断稳固，土地的调整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农业税的取消更使村委会的权利与威信损失殆尽，基础设施的修复也渐趋停顿，出现了贺雪峰所说的“怕饿死的就会饿死，不怕饿死的

不会饿死”[5]。处于鲁中丘陵地带的丰阳镇矛盾更为突出，谁家的地都不想被占用，还不断挖地开荒，排水沟则改到了路上，本来可以行车的机耕道被雨水冲的体无完肤，影响机械使用，成本与劳力付出陡然增加；随意占有耕地建宅基地问题也较为突出，既减少了可耕地，也影响了农村的统一规划；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加重了土地社会成本[6]，种种问题使目前的农地经营难以产生规模经济。
　　另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是速生杨的栽植。由于土地转租收益低，众多外出务工的家庭选择栽植速生杨。由于速生杨对水肥的竞争性极强，再加上村委对农户种植速生杨不加以控制，村民竞相栽植速生杨，形成恶性循环，良田被占、土地减少，使得人地紧张矛盾更为突出。
　　三、丰阳镇发展的出路探索
　　近年来，政府提出通过发展小城镇实现“城乡一体化”，就丰阳镇而言，在外出农户不断回归家乡、农村居民不断向乡镇和县市集中的趋势下，政府应扶植周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引导更多农民脱离土地、就近就业，一步步成为城镇居民，拓展途径把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根据上述分析，丰阳镇要快速有效的发展，切实地解决好三农问题应着重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要加大各级政府对三农投入的力度，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政府的投入主要集中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基本公共品的提供等方面。由于土地承包的稳固化等原因，在农业不断推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已经很难再次组织农村社员集体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国家投资建设水、路、网等基础设施降低小农经济的成本。
　　第二，健全村民的自治，增强农民组织对自己利益的代表维护权及农民的集体意识。在国家资金、政策的支持下，提高农村干部待遇，使其工资具有市场竞争力以增加他们投入三农发展的精力和热情。强化村委的服务功能，降低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附属性，充分发挥村委在技术引进、市场开拓方面的作用。
　　第三，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培养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过市场化推动农业现代化，多渠道拓宽农业内部增收空间[7]。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引导农民种植高附加值、高科技新作物，提高种植作物的增收潜力。强化农地的流转，适时适度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在国家的资金支持下通过对丘陵土地的集中开垦，促进分散的土地逐步集中以降低耕种成本。
　　第四，加快城镇的发展，以当地的已有的农产品、速生杨、自然资源为主要的加工对象，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工业、服务业。增加对于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引导，对回乡创业的农民要予以政策、资金的帮扶力度，促进本地的就业。为解决农民在农转非后的后顾之忧，必须适应国情需要，以政府为主，逐步建立稳定多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相结合[8]。逐步降低土地的社保作用，尽可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2.
　　[2]杨蕾，王海涛.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对策研究——以沈阳经济区为例[j].社会科学辑刊，2011，（6）.
　　[3]严善平.大城市社会流动的实态与机制——来自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0，（3）.
　　[4]吴力子.农民的结构性贫困——定县再调查的普遍性结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12.
　　[5]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110，
　　[6]邓大才.家庭承包土地的功能、矛盾与协调[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7]闫文秀.现代化变迁中的乡村社区发展道路探讨——基于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的调查[j].东岳论丛，2011，（11）.
　　[8]李成波.“新农保”语境下的农村养老方式思考[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