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后,较短时期内,理论界围绕“三大自信”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做了不同层面的阐述,讨论了“三个自信”得以确立的17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础,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以及国际环境基础,并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若干重要观点和路径。现有研究的不足表现在,论断多于论证,政治宣传色彩较浓;抽象的理论分析较多,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相对欠缺。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思路和方法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显得非常必要。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3-0005-05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最重要的理论创新点。此前理论界直接以之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虽然不是很多,但围绕“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分别开展了一些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理论”方面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自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以后,不少学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围绕“三个自信”的产生根据、形成过程以及进一步增强自信的路径和重大意义所进行的研究呈现出暴发式增长,有了比较深入的解读和思考,为进一步推进对十八大的这一重要理论创新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必要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及“三大自信”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对其加以认识、深化和完善。道路、理论和制度三者的统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科学概括。党的十八大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实现形态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国内不少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李君如在其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中,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阐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和经验,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及其意义。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实践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理论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是制度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1]李忠杰概括了六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理论;既是一种道路,也是一种事业;既是一种制度体系,也是一种历史进程。”[2]
包心鉴指出,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以及这一理论体系迄今为止所包容的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道路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选择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主题、本质、内涵、目标是什么。作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依据、基本内容、内在本质和主要特征等重大问题,从而深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价值。[3]因此,目前理论界大都从理论、实践、制度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涵和辩证关系
十八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记录的“根本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义道路的自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90多年奋斗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国之路,是深深扎根于亿万人民群众实践中的富民之路。理论自信,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心。它是共产党人以清醒的理论自觉为前提,以实践检验为根据,以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保障,以实现人民的解放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对自己所坚持的理论的信心、信念和信仰。[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它们紧密相连,相互贯通。制度自信,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心。几十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体系,实践证明,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制度设计。
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一个整体,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有学者指出:不能遇到困难就走老路,更不能走邪路。老路就是“左”路,邪路就是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搞西方的那一套。[5]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研究
理论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源泉和基础分别进行了很多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源于两个对比:一是与封闭僵化的老路对比,走老路必穷;二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比,走邪路必乱。而走中国特色之路使中国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证明了这是一条具有优越性的新路、正路。[6]还有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角度间接论证了自信的根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让人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民族复兴伟业的直接受益者,它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同时,因为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坚持这一指导思想的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它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7]解超认为:道路自信源于对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刻反思,源于和世界上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对话,源于中国道路之于世界社会主义的价值蕴涵,源于中国这些年来坚持这条道路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8]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根据,很多学者认为,它既未丢掉老祖宗,又与时俱进地说了新话,还有学者详细地概括出了以下方面:首先,它源于其根本理论品质和基本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尊重社会规律基础上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论,它既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又在此基础上,表达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具有崇高的人民性。它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是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活力与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最深刻的实践基础。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30年增加了18倍,成为世界上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引擎和第二大经济实体。在世界上存在了三四百年的“西强东弱”的形势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4]
有研究者认为,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主要根据在于:首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地地位,体现了原则性;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也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具有务实性和科学性;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各民族党派都是参政党,体现了具体政治体制的创造性;将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结合,各取其长,既坚持了原则性,又体现了灵活性和对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世界态势的准确把握。[6]
综合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源和基础总的认识,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基础:即17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础、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以及国际环境基础。
(一)历史基础:170年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基础
不管是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来理解“三个自信”,首先应从历史的维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首先来自于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主题和任务的自觉认识和把握。杨河指出,90多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三件大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是中国共产党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深厚的历史根据。[9]
(二)实践基础: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自信来源于对实践的科学把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道路上的孜孜以求。经过90多年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科学的实践依据的。[10]
秦宣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顺应时代潮流、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完全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性、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性,也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是完全切合中国实际的制度设计。[11] 杨河指出: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警惕右、更要防止“左”的问题上,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积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于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深厚实践根据。[9]
(三)国际环境基础:“三个自信”与民族复兴的关系
自信源于其对当代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当前日益矛盾突显的国内社会结构的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新的时代主题、马克思所肯定的“世界历史”过程在全球化中深入展开、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又是对这些历史条件的正确认识、判断和把握。[9] 同时,中国这条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还在帮助和重塑这个世界,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中国模式”引起世界的关注,这本身显示出“中国道路”的成功,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以及人民极大自信的国际环境基础。
“中国的自信绝不是自满,而是要在这个道路上走得更为扎实,创造更大的辉煌。”[8]自信是自尊、自立、自强之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应有的自信,必将失去斗志,松松垮垮,怨天尤人,无所作为;只有树立强大的自信,才能振作精神,奋发图强,从容面对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成就一番伟大事业。[10]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路径探析
十八大强调坚定自信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即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也发表了不少看法。
(一)没有自觉就没有自信,要在各种争鸣中彰显自觉和自信
苏长和认为,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需要理论工作者有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和自觉态度,防止和抵御不同思潮的干扰,维护道路、理论、制度的主体主导地位。道路自信的核心是自觉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道。理论自信的核心是自觉地提炼并运用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概念,阐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要义,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制度自信的核心是在认识和实践中必须自觉地维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权威性和尊严性,在制度建设上绝不朝欧暮美,简单照搬西方制度,有信心和耐心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12] 马克思主义能否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也取决于人们看待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科学态度。首先,应正确区别、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次,正确区别、认识和对待文本马克思主义和现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再次,要正确区别、认识和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获得一种比较开阔的理论视野。最后,正确区分、认识和对待作为学科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13] 也有研究者专门指出“理论自信,还在于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态度,坚决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神圣教义顶礼膜拜、唯书唯上不唯实的教条主义,一种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由离开甚至背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所谓创新和发展”,“理论自信不仅来自理论自身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更重要的是来自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成就”,“要客观公正地、实事求是看待中国的变化”。[14]
(二)开放是增强自信的重要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优秀的文明成果,具有鲜明的向历史和世界开放的特性;它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具有强烈的自我开放的特性;它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不断总结实践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具有显著的向实践开放的特性;它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实践中开拓创新,具有独特的向未来开放的特性。[15]自信不能蜕化为“妄自尊大”,走向自我封闭。苏长和认为,任何一种道路、一种理论、一种制度,一旦封闭,则必僵化,一旦开放,必然在汲取外来先进文明中吐故纳新,保持强大的吸纳力和生命力。[12]
(三)实践是自信的基础和重要聚焦点
增强自信,一定要结合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理论创新的直接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应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理论创新,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供切实的理论支撑和具体的理论指导,这是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重点关切和最重要的聚焦点。[16] 邓聿文指出: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走到新的历史起点后,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看待已经取得的成就,如何看待还权于民的要求,成为中共说服自己以及社会的重要课题。他指出,宣示固然重要,落实更为关键,倘若中共真正能够将宣示的内容落实下来,虽然还不令人十分满意,但无疑比现在要大大拓宽百姓的权利,中共自身的形象和合法性也会因之得到大大改善。[17]
四、目前研究的成绩、问题和未来展望
综合不少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自信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放到世界和时代的大视野中去考察,继续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不少学者在讨论“三个自信”时,非常关注建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强调增强实践路径研究。
总体上说,国内理论界“三个自信”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从纵向的角度,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产生,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历史基础、实践基础以及国际环境基础。从横向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剖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各自的内在逻辑以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进一步提高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理论界非常强调从理论争鸣层面以及实践层面两个方面作为增强自信的基础和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目前理论界直接以之为对象自觉地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对
“三个自信”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还是围绕十八大的论断来阐述,未能有新视角和新观点的大突破。理论界的以上论述和观点为今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向,但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论断多于论证,政治宣判性色彩较浓。不少论述较多停留在现象化地描述,深入、辩证的思考和分析还相对缺少。抽象的理论分析较多,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相对欠缺。静态分析有余,动态的历史展望尤其是世界历史的视野不足。对制约中国特色自信的客观因素强调过多,而对主体自身存在的思维方式涉及较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研究相对分散,集中、系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者内在关系相对较弱。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信仰问题研究不够。这些问题也给当前理论界提出了更为艰巨但又非常迫切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基于对当前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分析,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思路和方法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显得非常必要: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作为整体来系统研究的空间有待开拓。应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多维度与多层面上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张力研究,应重点结合建国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发展历程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从思想史层面客观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重点揭示其他政治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目前已有的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肯定性评价关注较多,而对否定性评价理性分析、辩证扬弃不足。国际国内的负面评价既可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预谋,但也可能是认知偏差,还可能是基于某些客观事实,要区别对待。即使是恶意的攻击,也应当深刻反省并理性应对。而已有研究对此要么是简单否定,要么是采取回避态度,交锋对话不够。 从实证研究入手,理清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重要的社会和实践基础。比如,可以从世俗较为流行的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特点、成因与危害入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未能转化为人们坚定对中国特色自信的思维方法原因,等等。
加强国内外对这一课题的比较研究,客观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力;加强国内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比较研究,省份内不同地区发展的比较研究,客观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生活面向,突出应用型研究的特点,为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创新提供借鉴。
总之,笔者认为,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反对教条主义和西化教条、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其指导思想上的保证,确保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共同富裕是其经济制度保障,惩治腐败和保障人民民主是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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