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音乐学学会第七十八届年会学术纵览
12年11月1日至4日，美国音乐学学会（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简称ams）第七十八届年会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召开。会议集合了美国、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400多名音乐学学者参会，充分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此外，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熏简称sem）和音乐理论学会（society for music theory，简称smt）亦在同时举行年会，会议代表总数超过千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人。笔者作为美国音乐学学会的会员参加本届年会，亲身体验了这次音乐研究盛会带来的学术滋养和交流喜悦，同时也引起了个人对音乐学发展趋势的深入思考。
美国音乐学学会创立于1934年，其前身源于1930年成立的纽约音乐学学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美国音乐学学会逐渐成为欧美音乐学领域的重要学术组织。学会成员公开发表的大量音乐研究成果不仅奠定了美国音乐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国际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和细分起到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目前，美国音乐学学会在美国本土和海外拥有3600多名正式会员，并与1100多所院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作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音乐学学术组织，美国音乐学学会始终把音乐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为发展的主体，同时广泛吸收音乐人类学和新音乐学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使传统的音乐学研究在21世纪焕发出新意和光彩。笔者首次前往美国参加本届年会，对于个人恰似一次破冰之旅。当我们把“国际化”作为一个口号时常挂在嘴边时，亲身的参与才能打消内心一知半解的困惑，对我们同国际存在的差距才会有一个较为准确而清醒的认知。面对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各种议题，笔者带着西方音乐史的学术背景重点关注和聆听了美国音乐学学会（ams）的大部分发言和论坛。置身熙攘的会场，只感觉自己就像超市中的购物者，为获取各种学术信息和灵感寻觅选择。短短四天，各种研究成果早已装满购物车。
美国音乐学学会的各个分会场以不同论题加以划分，论题内容多元、细密。每个分会场集中了相同论题的学者，依次上台宣读论文并接受分会场主席和在场听众的提问。为了给予论文宣读者充分的表达和展示机会，大会将每位代表的现场陈述时间规定为20分钟，并留出10分钟时间供与会者提问。学者们大多以ppt文件作为演讲辅助，并配以少量音像资料和纸质讲义作为信息补充。由美国音乐学学会主持的分会场，根据学会与其他学会的结合与交流情况，还可分为学会独立举办、同其他两个学会分别或共同举办等四种方式，即ams、ams＼smt、ams＼sem和ams＼smt＼sem。这样的会议安排，不仅为各领域的音乐研究者提供了交流、合作的机会，更反映出当今音乐学界对探索新知、跨界联合的提倡。以下，笔者将按此种划分方式对不同论题加以归纳概括，以简明的语言勾勒出年会的全貌，并将会议涌现的亮点与新意予以突出。①
由美国音乐学学会独立举办的分会场占据整个年会的主流，共设62个基本论题。基于论题，各个分会场的演讲和讨论内容又可分为断代史研究、个人专题、现当代音乐、美国音乐、音乐文化现象等主要类别。尽管这样的论题划分多有交叉，却能反映出本届年会独立会场研讨内容的基本特征。断代史研究是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普遍类别，也是传统音乐学研究的基础。在本次年会中，有关西方音乐的断代史研究论题有17项，内容涵盖了自中世纪到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对于中世纪时期，分论题代表就中世纪音乐的若干话题进行了追溯和梳理，对以往如经文歌起源问题进行了新的反思。在对新艺术时期马肖音乐的讨论中，亦有对其经文歌对位法技术的专门阐述。关于16、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学者们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歌手的表演训练、实践以及承担的社会角色。对意大利1600年前后音乐的最新研究亦成为一大亮点，其中涵盖圣咏在这个时代的流传和演唱方法，以及对歌剧中回声效果的现象学研究。巴洛克音乐研究论题集中于宫廷音乐的身份、效果和影响以及那个时期音乐家的生存处境，其中对德国管风琴师和宫廷乐手的谋生手段尤为关注。18、19世纪音乐一向是断代史研究的热点。本届年会对18世纪以苏格兰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对古典音乐的影响加以讨论，并对18世纪音乐家的表演和排练情况予以调查和追溯。对于19世纪音乐，与会代表将研讨重点落在歌剧和艺术歌曲上，就歌剧作品的接受习惯和艺术歌曲的文本、语境进行专门探索。部分专家还对19世纪音乐速度标记的生成和使用方式进行研究，并对法国浪漫主义晚期的音乐风格划分提出新的见解。针对19世纪到20世纪的音乐文化转型期，专家们对李斯特、德沃夏克、斯美塔那在音乐创作和听众接受方面出现的身份认同问题予以研究，并就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音乐评论展开专题讨论。对于20世纪音乐，部分学者以“现代的困难和艰难的现代主义”作为论题，对音乐的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并且就梅西安等人的战后作品与先锋性做了阐述。本届会议的断代史论题大多依据研究者的论文内容设立，反映出当代学者对传统研究领域的新视角和新思路。尽管内容精细、庞杂，却能引人入胜、驻足一观，起到拓宽视野、查漏补缺的效果。
个人专题是传统音乐史研究中的另一个基础范畴。它重点针对音乐家的表演和创作行为以及个人风格进行研究，由此产生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深度剖析和思考。在本届年会中，关于个人专题研究的论题共有12个，其中包括了自中世纪时期到21世纪的多位音乐家。对于约翰内斯·西科尼亚（johannes ciconia，约1370—1412年）的研究，主要就作曲家的国别身份及音乐风格展开探讨，并对遗留至今的手稿进行分类研究。研究者还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音乐家米理查德·敏绍尔（richard mynshall）和约翰·普雷弗德（john playford）的器乐曲谱展开研究，从而对英国早期音乐的演变做出评价。对于普鲁士费德烈大帝的音乐贡献，研究者则以音乐表演的方式展现了这位皇帝亲作的长笛与羽管键琴的重奏曲，唤起人们对当时宫廷音乐生活的直感体验。在针对门德尔松和舒曼的浪漫主义风格研究中，学者重点分析了门德尔松的《钢琴三重奏》（op.49）和疑似姐姐范妮创作的《东方奏鸣曲》，并对舒曼艺术歌曲中的诗意表现和音乐修辞应用提出新的见解。“重访肖邦”论题着重对玛祖卡舞曲的民族身份象征，布索尼钢琴改编曲的性别观念和演奏阐释，以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机制的社会文化内涵予以审视。在“瓦格纳及其后世”的论题
中，研究者就作曲家的轻歌剧尝试、乐剧批评以及瓦格纳对30、40年代美国纪录片的影响进行品评，实现对作曲家的微观调查。李斯特及其前辈的相关论题，探讨了卡尔·车尔尼作为李斯特音乐楷模的可能性以及李斯特作为评论家对约翰·菲尔德夜曲创作的评价。在针对20世纪以来作曲家的论题中，乔治·格什温、里奥纳德·伯恩斯坦、查尔斯·艾夫斯、约翰·凯奇和阿沃·帕特成为学者们宣讲研讨的核心。人们对艾夫斯的《第四交响曲》加以分析，并对艾夫斯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加以评估。约翰·凯奇专题则以群体研讨方式展开，重点针对部分作品及其思想背景展开辩论。格什温和伯恩斯坦作为美国音乐杰出人物身兼的作曲与表演二重身份受到人们的关注，而阿沃·帕特在音乐中反映出的基督教意象与宗教记忆则成为研讨的重点。
名目繁多的当代音乐研究课题反映出当今音乐学研究的新倾向。音乐学者们不再仅仅关注久远的历史问题，更将目光投向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社会。在各种当代音乐论题中，电影音乐和流行音乐成为研究的重点。在对电影音效与政治的关系探讨中，学者们以电影作品为例，剖析音乐对政治题材的烘托效果。“幻想、电影院、声响和音乐”论题引起学者们对音乐在电影制作和接受方面诸多文化现象的思考，以论坛方式展开讨论。在流行音乐领域，学者们不但探讨了摇滚音乐制作及其审美问题，还对电子游戏音乐的历史、理论和人种论予以梳理和归纳。电影与电视音乐的声像虚拟所带来的心理压迫亦成为学者研究的问题，电视音乐已成为当代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在针对20世纪以来的艺术音乐研究中，德国和意大利在两战之间的音乐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问题引起学者重视。二战及战后的音乐调整和重构则成为关系东欧国家政治变迁的重要课题。此外，管弦乐队在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革命性变化被学者加以梳理，而法国当代音乐在政治宣传方面发挥的效力亦被学者纳为课题。作为美国本土举办的音乐学年会，美国音乐自然成为整个会议中研讨的重点。除了就20世纪美国管风琴音乐创作表演以及对美国音乐剧院的资料调查以外，其他美国音乐论题均属流行音乐研究范畴，并且极具当代性和地方特色。奥尔良作为美国爵士乐的发祥地，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本届年会中有关爵士乐的论题共有七个，涵盖了爵士乐从体裁形式、生存环境、乐手生活到源流追溯、爵士名家等多个范畴。其中，《流动的音乐之根：新奥尔良的多元世界》将潜居城市的爵士乐手和社团的生存状况做了调查和反思。《爵士乐中的反复、修正和重游》则向人们揭示出潜藏在爵士乐表演技巧背后的文化内涵。爵士乐作为美国音乐文化的瑰宝一贯被学者所重视，它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色吸引着众多研究者，使它包含的独特文化属性能够透过理论阐释获得更多的理解和传播。独立会场的第五类论题集中于音乐文化现象，重点探讨与美学、哲学和社会学相关的音乐文化命题并且有意识地将研究的边疆从西方音乐扩展到亚洲和非洲音乐。在音乐与移民、音乐与种族制度、音乐与战争、音乐与游戏，以及民间音乐反思等文化课题中，研究者们密切关注音乐在特定地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价值作用，并对研究个案进行个人化的深描和阐释，力图展现和说明音乐对人类相关活动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影响。对于歌剧艺术在现当代中国和非洲的革新和改造，学者们普遍抱有极大的认知兴趣，对于这门西方传统音乐体裁在海外的融入与发展做出独立思考。音乐本无边界，而学术研究更应放眼全球，在纷繁的音乐现象中开拓新的领域和研究方法。
如果美国音乐学学会独立分会场的研究反映出音乐学研究的传统优势和发展趋向，那么学会与其他两个学会共同主持的分会场则反映出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紧密协作。美国音乐学学会（ams）同音乐理论学会（smt）一向保持着紧密联系。音乐学研究重点关注音乐历史、风格、文本及其文化语境的人文课题，而音乐理论则集中讨论与音乐创作相关的技术理论和方法。音乐学分析需要音乐理论提供具体的分析方法和基本手段，而音乐理论研究亦能透过音乐学学术成果拓宽视野，贴近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在本届年会中，两会共同举办的分会课题包括13项。其中既包括音乐草稿分析、音乐结构形态研究等传统领域，还包括对音乐形式的哲理反思、音乐语言与情感、古谱研读的高科技手段等新课题，充分展现出两个传统研究领域的互渗与交融。尽管学者所持观点和学术背景不尽相同，但是却能够在相关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上实现合作。两会还为参会的资深专家和理论学子开辟了对话与交流版块，进一步打破双方在学术领域的界限，达到学者之间的充分沟通。西方音乐学学会（ams）同音乐人类学学会（sem）在学科界限划分上一度泾渭分明，甚至互有偏见。然而，本届年会上由两个学会共同承担的联合论题则充分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合流趋势。
首先，两会所涉及的论题大多把音乐同社会政治的联系作为关注的焦点。例如“20世纪美国歌剧的种族与阶层”、“爵士乐与国家主义：全球叙事中的身份认定”等课题，不仅包含着传统音乐学关注的音乐历史问题，更包含着音乐人类学界热衷的社会语境观察与分析。而两者的结合恰对当代音乐学研究产生方向性的影响，使传统的音乐学研究界限趋于崩解，而在视角和方法上逐步贴近音乐人类学。这种合流趋势自上世纪90年代就有所显露并引发争议，而目前则成为双方乐于面对的合作基点。两会学者还对美洲与拉丁美洲的音乐文化博弈、苏联时代的音乐政治以及犹太音乐的历史编年等课题共同加以探讨，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音乐历史与地区音乐文化的景观特色。此外，两会学者还就音乐教育、音乐实践工作坊、互联网音乐交流、社群宗教音乐研究等课题开展合作，使音乐研究走出闭塞的书斋，贴近当代音乐生活。本届年会最大程度的合作体现在三个协会共同举办的10个分会项目上。这些项目以相对宏观的课题范畴努力将三方学者的关注点汇聚起来。其中对于美国流行音乐流派和生存环境的探讨占据主流，旨在探索流行音乐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功能和发展影响。此外，对于传统音乐史学关注的作曲家和作品，不同研究者亦对它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关联进行调查和判断，从而引发对作品风格和技术运用的深层思考。总之，各个学会的联合研讨实现了音乐研究领域的跨界合作，并且形成了音乐学未来发展的最显著趋势。它不仅使得许多历史课题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亮点和时尚，更能激发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思维扩张，为嫁接和创生全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领域提供自由空间。
年会结束之日，笔者怀抱着丰厚的学术财富满载而归，对于它的消化和理解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方能完成。回顾亲身参会的短短四天，本届年会给笔者带来的惊喜和兴奋溢于言表，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引发对国内音乐学学术现状的诸多思考。笔者以为，学术的进步关键在于学习，而要获得学习的动力、明确学习的方向就要融入国际研究的舞台，透过认知和体验获得最为准确的学术动态和发展信息。仅就本届年会而言，笔者有如下五点可为我国的音乐学研究内容和会议模式提供发展参考。第一，音乐学研究课题的细密化和个性化是本届年会提交论文内容的突出特点。学者无意对音乐史或相关研究范畴进行概括性的宏观阐述，而将课题聚焦在细致入微，凸显立场的研究内容上。第二，音乐学研究逐步摆脱传统的音乐本体分析或传记写作，即便对于同作曲家和作品相关的个人专题，也力图从文化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细致观察和个性分析，避免总结规律，谨慎书写结论。第三，音乐学研究的主导趋势应当将目光更多投向当代社会。它一方面要求把时尚多元的流行音乐、影视音乐和长期忽略的特定群体的音乐生活纳入其中，同时以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些文化现象进向行观察、梳理，对于其中凸显的社会身份和权利问题要给予充分关注，由此改变固有的音乐学研究方向，使音乐学术研究直面文化前沿。第四，积极推动国内音乐学研究的跨界合作，将中国音乐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充分发挥本土文化资源，促进音乐研究的交流互通。传统的音乐历史和音乐美学研究者应该积极学习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的方法理论，在自身研究领域找到研究实践的契机，确立全新的研究视角和学术命题。第五，美国音乐学学会年会的会议运作模式能够为我国音乐学学术会议的开展提供相应参照，本着务实、求真、朴素、高效的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不同领域间的隔绝与壁垒，纠正自说自话、缺少交流的研讨方式。对于分会场和会议论题的确立亦应作出更为学术化的定位，避免陷入大而无当的空谈。强调对与会人员提交论文的质量筛选，防止学术会议品质的整体下降，从而为确有价值的前沿课题赢得更为充分的研讨空间。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的音乐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同拥有着百余年现代音乐学研究积淀的欧美同行相比，我们的发展现状还处于明显的初级阶段。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加强同海外研究同仁的学术联系，在积极学习和主动变革中实现我国音乐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以期涌现出独立自主、直指前沿的学术成果，为中国音乐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实质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