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嵇康的音乐观与现代纯音乐理论的关系

　　嵇康生活在三国时期魏国末年，那是一个政局比较动荡，东西南北民族交融的时代。秦汉时期在思想上“独尊儒术”的社会风气已不在适用当时的社会，更多的是名人雅士为了逃避纷乱的局面而去找寻另外一种寄托，那就是用道家的思想去解释儒家经典，因此取而代之的是玄学兴起，道教以及佛教的兴盛。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理论，想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崩溃的儒家体系，然而小农经济制约下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并不能动摇儒家思想的根基，儒家思想已经统治千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改变的，这些从小生活在儒学思想教育下的名人雅士对玄学的追求也许是不愿面对儒家学说的坠落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最明显的是嵇康在《家诫》一文中对儿子告诫的话，字字真切的透露出对儿子的关心，教他如何小心从事，有如“非议不言，详静敬道”之类的告诫。就像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说道“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由此推断，这一时期的玄学，儒家思想与嵇康的思想是有集合的，并不是自律论他律论的完全对立。但是两汉以来儒家的没落，让具有先锋思想的嵇康仍然就围绕音乐本身提出了一系列与儒家思想中功利主义音乐观相抗衡的观点，这些观点从当时的音乐艺术界直至今日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而这系列观点又与生活于十九世纪的近代自律论美学论奠基者汉斯立克有相似的部分。
　　《声无哀乐论》是一篇嵇康借“东野主人”（代表他自己）之口反驳儒家功利主义音乐观的文章。其中秦客的话代表了传统儒家思想对音乐的看法，即“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凡心之起，由人心生也”这三个观点：分别是音乐对政治的影响，音乐对社会的影响和音乐是由心而生。对应儒家功利主义思想强调音乐“可以善民心”，“移风俗”，使“行列得正”，“进退得齐”。认为平和的音乐能让百姓“民和”，“民齐”，从而达到“兵劲城固，敌人不敢婴也”的地步。而嵇康认为“音声有自然之和，则无系于人情”，他认为音乐本身的好听与不好听，是本身具有的，跟人的情感没有绝对关系的。
　　近代自律论美学论奠基者汉斯立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嵇康生活的时代比汉斯立克早了一千多年，众观全球，十九世纪的最大事件即工业革命促使艺术界发展出了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人类知识结构也由思辨转变到找寻实证来验证的理性实证主义。在音乐美学上的体现就是形成了科学主义美学潮流，基本形成以受黑格尔美学影响的李斯特为代表的他律论和以受康德美学影响的汉斯立克为代表的自律论两大美学体系。同样，汉斯立克也不满意于他律论的美学思想，他提出的观点是“音乐的内容是音响的运动形式”，坚持形式主义美学的立场，他认为“美是没有目的的”“它（美）本身就是目的”，坚决反对他律论的情感美学，肯定了音乐的纯音乐性，与嵇康认为的“自然之和”是接近的。这点与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的功利乐相观一样。但是嵇康在文中提到郑声“乃音乐之至妙”，从中可以看出他也没有完全的否认儒家思想，还有“乐不至淫，哀不至伤；口不尽昧，乐不极音”则是指情感要有节制，这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可见在他的强烈反对中他所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中认为音乐和情感的一元化的观点，嵇康对儒家思想也是兼并吸收排斥的，这点显然受到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而汉斯立克接受的是西方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的思想的影响，将音乐和情感完全隔离开来。
　　他们对于音乐的分析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将情感看做音乐的审美标准。嵇康和汉斯立克都结合了音乐本身的特点进行辨析，例如《声无哀乐论》中“心之于声，名为二物”，即说明音乐和情感是两个要素，但是没有说音乐和情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汉斯立克完全排除开情感的因素，认为“音乐的内容是音响的运动形式”，这就是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美学论了。因此，对于音乐美的追求是对音乐的组合排列，认为音乐美的根本就是本体。在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中，他强调“表现确定的情感完全不是艺术的智能”，他已经将情感和音乐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客体，完全割裂开艺术和审美。“美学探讨不谈作家的个人情况和历史背景，它不管这些，它只听到也只相信作品本身的表现”。我们知道任何艺术作品都来源于生活，也就是来源于历史，艺术和历史是不能割裂的。但是嵇康受到老庄思想影响，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他认定声音的“自然之和”，就肯定了声音的自然属性，他认为的音乐本体是“和声”，这种和声，显然不是我们所说的七情六欲，而是一种自然和谐，这种自然而然的表达方式是与魏晋时期玄学思想中追求无限自由相联系的。而这种“和”又与魏晋时期的儒学家所追求的和是不一样的，就像《论语·子路》里说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所追求的和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和，而非人与大自然的和，自然之物与自然的和，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因此他对音乐的审美标准没有割裂音乐与历史背景的关系，他承认音乐与社会是有关联的。
　　嵇康的音乐观与汉斯立克的现代纯音乐理论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产生了较大的差异，汉斯立克认为音乐和情感是没有的关联个体，而嵇康也认为音乐本身是没有感情的但是他承认音乐的社会性，但同样的是他们的论证都非常清晰完整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为后人的音乐论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