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料主要存见于二十六史乐志、律志和艺文志、会要会典和类书等各类文献中。而到了近代，由于受西学的影响，中国学界之音乐学科即由此开始了学术的近代转型过程。当时，出现了一些明确地以“音乐”为题的学术专科目录，在20世纪上半叶，渐次成为音乐专科目录的学科雏形。主要编撰者有杨昭恕、袁同礼、杜璄 、李树化、吕骥等。这些目录，一方面极大地适应了近代中国整体学术学科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分类文献导引工具。
关键词： 中国近代；音乐史；专科目录；袁同礼；吕骥
专科目录，是专载某一特定知识部门图书资料的目录。它是和综合目录相对称的一种目录，是专为某一专门学科而编的有关图书资料目录。近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定义专科目录及其作用：“专科目录为记载各种学术之书目，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有独立之目录。”①同时指出其“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②
“音乐”作为专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历经100余年。在当代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对于“音乐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始终没有定于统一：各类音乐学学位，是隶属于文学（学科代码750）门类，但在一级学科艺术学（760）中，也有二级学科音乐（760.1510 ）类。直至2010年底，国家教育部才将“艺术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与“文学”等门类相并列，“音乐”始成为一级学科。
溯及近代，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产生和应用，是在当时世界科学化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分科而治的结果，特别是清末民初，专科目录学发展兴盛，成果丰硕。音乐一科，也相应产生了部分符合当时学术理路的专科书目。
一、近代学术分科及“音乐”在学科中的归属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音乐”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料主要存见于二十六史乐志、律志和艺文志、会要会典和类书等各类文献中。“音乐”一词的使用，极其有限。
其中零星使用“音乐”一词的，主要有：《吕氏春秋•大乐篇》：“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楚辞•远游》：“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汉应劭 《风俗通义•声音第六》：“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 ”；《后汉书•八九•南匈奴传》：“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指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等等。
而带有“音乐”学科分类意识的典籍，主要有：《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在经部取消了乐类，在子部增加了“音乐”类③；明代董说编《七国考》中的“音乐”门④，等等。但从作为古代乐类图书的归目来看，几种主要的志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清 《四库全书总目》 等，都是以“乐” 为类目的。
（二）近代“音乐”一科的沿革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兴起和学科体制的形成，是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伴随西学东渐进程而逐步完成的。
1876年，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表》，其中之第8类为“美术” （fine arts），下列“音乐”目；189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分类法，共分20部，其中之第11部为“音乐”（music），第12部为美术(fine arts)；1897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按西方学科分类，中列“美术”门；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中列“美术”部，内含“音乐”、“美术”等子目。⑤
与上述西学分科体系相适应，中国近代的学术分科，大致经历了“四部”分类——经世“六部”——“七科”分目——“八科”分类的演变过程，最终在1912年定型为“七科之学”。⑥
但是，晚清及至民国前期，作为学科名词，歌乐、乐歌、乐法、唱歌、音乐、艺术等语汇，在较长时期内，使用领域广泛。如：
山东登州问会馆的乐法课（1872）；上海益智书会的音乐科（1877）；澳门-香港马礼逊学堂的音乐课（1842）；北京汇文书院的艺术科（1890）；广州时敏学堂的唱歌课（1898）；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的歌乐课（1898）；上海启明女校的音乐专科(1904)；上海城东女学的文艺科（1904）等等。⑦
上述这些近代音乐学制史料中的各科称谓，其意义与西方的“音乐”一科大致相似。此段时期，政府颁布的各类有关教育制度的章程、法令、纲要、规则、标准等等，名目繁多，它们对“音乐”一科的归宿和命名，有乐歌、唱歌、音乐等，未成统一标准。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未有音乐科，但在该章程之“学务纲要”释称：“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鼓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⑧
自1905年后，大多数教育机构采用“音乐”和“乐歌”并称，民国开始，基本上统一用“音乐”一称。
同时，晚清民国的学术界，对“音乐”的学科归属问题，也尚未形成共识。如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将音乐论文列入“美术篇”； 1921年蔡元培的演说词《美术的进化》中，将美术分为“静的”和“动的”两类。“静的”美术：建筑、雕刻、图画等；“动的”美术：歌词、音乐等。介乎两者之间的，是跳舞。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觉醒，得助于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的推进。1918年，史学家傅斯年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列论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误谬计7点，其中之第一点就是谈“分科”问题的：“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西洋近代学术，全以学科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柄凿之不相容也。”⑨
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编目典籍，其学科体制的形成，主要是在“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的过程中完成的。⑩1928年，北海图书馆的王重民编成五册《国学论文索引》出版，这是当时研究国学的重要工具书。该书中将“音乐”与“文学”、“艺术”并列，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自192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亦开始步入现代分科治学的学术轨道。
二、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面貌
中国近代早期的音乐书目，基本上秉存了古代学术分目理念。如：王国维的《曲录》（1909年），它主要是一部传统戏曲目录，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剧目汇编性专著；周庆云的《琴书存目》、《琴书别录》（1914年），汇集了历代著见琴书书目，和音乐书目共300多种；以及稍晚时期的杨树森编《雅乐讲义目录四册》（1922年）、伯英编《曲海总目提要拾遗》（1936年）、卲子褒编《大戏考索引》（1937年）等；刘复、李家瑞等编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该书著录五四以来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俗曲共6000余种，按照传统目录学体式，分别著录俗曲种类、流行地区、卷页及收藏单位各项内容。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现代著录形式的目录学成果逐渐成为主流，传统目录则渐始式微。b11正是在1920年以后，中国相继出现了一些具有真正近代学术分科意义的“音乐”专科书目，今见者主要有：
杨昭恕的《音乐与图书》，《音乐杂志》（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第2卷第7号，1921年；
袁同礼(1895—1965) 的《中国音乐书举要》，《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第1卷第1、2号，1928年。该刊同期还辟“新书介绍”专栏，介绍《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等音乐图书；袁同礼的《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第1卷第3号，1928年（同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3卷4期，1928年）；
杜璄 《知见音乐书草目 》，《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1932年；
化（李树化）的《几种关于中国音乐的外人译著 》，《音乐教育》（江西）第2卷第8期，1934 年；
穆 华（吕骥）的《中国音乐文献书目稿 》，第 4卷第1期，1936年；
杨鸿烈（1903-1977）的《中国音乐戏剧在文化上的值》，《中日文化》第1卷第3期，1941年。
现对其中之代表性音乐专科目录略作介绍。
杨昭恕《音乐与图书》一文，是近代较早从学科角度探讨音乐书目文献的论文，文章分7个部分：（1）图书在音乐上之价值，（2）中国音乐图书缺乏现象及其原因，（3）中国大图书馆宜另辟音乐图书馆，（4）关于中文音乐书籍之介绍，（5）关于英文音乐书籍之介绍，（6）关于东文音乐书籍之介绍，（7）扩充音乐图书之方法。
其中列举了中国古代音乐书籍23种，英文音乐书籍22种，日文音乐书籍15种。
袁同礼(1895—1965)先生是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后世尊他为“传统目录学的现代化领导者”。b12他的3种中国音乐书目，是当时较为完备的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目录中收录现存历代论乐专书，分（1）乐书、（2）琴书、（3）其他乐器、（4）杂书等4卷编次。对稀见者注明藏所，收入丛书者注明丛书名，以方便查检。其后列有附录：《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收录英文类37种、法文类9种、德文类7种。美中不足的是，作为较全面的中国音乐专科目录，此目录却未收录其它古籍中散见的重要音乐文献。
化（李树化）提供的《几种关于中国音乐的外人译著》，是继袁同礼的《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之后，又一篇重要的西文版中国音乐书目。该书目中收录了近代以来出现的西文版中国音乐著述20余种，其中如阿米奥（lep.amiot）的《中国古今乐记》（de la musique deschin ois tant anciens jue modernes,1776），阿理嗣（van aalst,j.a）的《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 1884），以及库朗（maurice courant）的《中国音乐史》（essai historiques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 ，1912）等，为当今研究中外音乐交流史的重要文献。还值得称道的是，该目录采用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著录形式，对其中较重要的书籍之内容、作者、版本、藏所等进行了附注说明。
穆华（吕骥）的《中国音乐文献书目稿》，是作者关于中国音乐文献目录的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据作者自述，该书目的上编为“中国音乐论著总目”，下编为“乐谱总目”。此书目稿上编“中国音乐论著”中，共举178部著述。包括近人著作22部，其中音乐类10部，剧曲类12部；古代著作156部，其中明清129部，唐宋元26部，日人著1部。这是今见近代音乐专科目录中，所收中国音乐书目最为全面的一种，尤其是作者关注到了同时代其他音乐目录中所忽略了的近人著作。它显示了吕骥先生较早对于中国音乐理论所倾注的学术眼光和研究精神。
杨鸿烈（1903-1977）是一位史学家、法学家，他在《中国音乐戏剧在文化上的值》一文中，列举了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著述10余种，包括英、法、德等文字。作者对法国的汉学家古兰特（mauricecourant，即上文提到的“库朗”）所著《中国雅乐的历史》（essai historiques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一书尤为赞赏，称其“最为精博，我国近年最能以科学方法来弘扬旧乐的精神的王光祈即深受他的影响”。
上述诸位学者的音乐专科书目及其相关论著，只是当时有关该学科领域的一个侧面，从中我们足以窥见当时音乐学学科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学术史印迹。
三、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学术意义
音乐专科目录的形成，显示了西学冲击下的中国音乐学学科，逐步由“会通”之学向“专门”之学的转变之势。这种专门之学的变迁和定型，一方面承接了中国古代各种“乐书”、“乐志”和“律志”的传统音乐史学资源，在“通人之学”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传统音乐史学的文献分类方法，对其整理、分类、注释和题解。在此方面，当以袁同礼、吕骥等人的做法为代表。另一方面，上述学者的音乐专科目录，又广泛吸纳西方近代学科学理及其治学方法，学者们有意识地围绕“音乐”一科，摄取、整理和推介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使其逐步向西方现代的音乐学学科靠拢。所以，从晚清的“音乐”专科目录学一科的研究开始，发展到到民国时期多种《中国音乐史》专著的问世，逐步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的“音乐学”学科。
这种“通”中之“变”的近代音乐学术转型态势，在当代音乐学者们的一些论著中已有深刻的认识和讨论。如冯文慈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b13一文，虽然是讨论中国音乐史教学问题的，但文中所关注到的中国近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密切关系问题，却有着深刻的学术洞见。冯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所以，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必须贯通古今，同时还应该通西学。我们既要看到当时近代中国音乐的“变”，又要看到贯穿其中的“通”。
音乐专科目录，在当代中国音乐学界仍广泛运用，它是广大音乐学者治学的基本功之一。目前已有稳定的音乐文献学方向的学术研究队伍，他们成果累累，业已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但是，“‘新’并未割断其与‘旧’的多层次联系，‘新’的战胜‘旧’，竟然靠的是‘旧’的功用，这中间的诡论意味极为深长。”b14饮水思源，厘清近代学者们在此学科领域的基本成果，彰显他们对本学科发展的开山贡献，其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注释：
①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83页。
②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页。
③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5页。
④方宝璋、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⑤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3——114页。
⑥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⑦孙继南《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⑧章咸、张援《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⑨《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⑩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序”，王桧林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b1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之“前言”，严佐之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7页。
b1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台北），2010年版，第289页。
b13冯文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b14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