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在全国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较长时期占据当地收视率榜首，不仅成为2004年度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的最大赢家，一举获得了现代剧最佳女演员、最具潜质男、女演员和年度最佳现代电视剧四项大奖，而且还荣获第五届“大众电视双十佳”。很多电视台在2007年又安排了重播，它仍然能够在观众中掀起热烈讨论，并有不同凡响的收视率。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不论是有着“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之美誉的王海鸰女士，还是热闹狂欢的现代观众，都在这一如火如荼的热烈背后，显露出了女性仍作为“第二性”的社会意识。
　　由都市情感剧导演沈严先生导演、当红影星陈道明、蒋雯丽饰男女主角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通过对三对都市青年婚姻的描述，试图告诉观众没有“第三者”也同样脆弱的婚姻状况。它不但一反“离婚大多是由于第三者的缘故”的习惯思维，而且它的探讨也不同于苏童的小说《离婚指南》。关于婚姻由自身问题导致其痛苦或解体这一话题，《离婚指南》展现的是婚姻中凡庸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个体的精神孤独。男主人公杨泊想离婚的缘由“主要是厌烦，厌烦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最后成为仇恨”。当有人问杨泊“你妻子那么贤惠能干，孩子也招人喜欢，你为什么也要赶离婚的时髦”时，杨泊的回答是“离婚不是时髦，它是我的私事，它只和我的心灵有关”。在这里作家并不追究为什么厌烦，并不追究男女两人有什么不相契合之处。厌烦就是现代人想离婚的最充分的心理根据。主人公和隐含作者都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必要提供更多说明。而《中国式离婚》体现的却是通俗文化视野，它以宋建平、林小枫的婚姻为主线，通过对这一有着高学历且有着较为体面工作的夫妻生活的展示，形象地解读了看起来和谐温馨的幸福之家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破碎的痛苦历程。剧作在对“中国式”婚姻中的男才女貌、望夫成龙、夫贵妻荣的女性文化心态予以冷静审视与批判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流露出了浓厚的男性中心意识。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时代精神文化代表的女性作家，其女性书写得到通俗文化视野的欣赏与赞许，本应是可喜可贺的，然而作品在思想认识的深层结构上却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身份的规定，这一现象就值得我们深思了。也正如同样是写青纱帐，很有可能将男女野合的浪漫史错当成阿波罗或维纳斯的故事，把生命中最粗糙的本能错位为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一样来加以赞美。即使这种讴歌的理由冠冕堂皇，或是为了拯救现代人灵魂的病弱，或提出光明和正义还能与丑恶为邻的责问，岂非唱反调反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我们先简要解析《中国式离婚》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
　　“好丈夫”宋建平：陈道明饰演的男主角宋建平身上仍有《围城》中知识分子方鸿渐的影子：性格和顺，聪明机敏，但在现实生存中又毫无心机。虽如此，宋建平仍不失为理想丈夫的形象。他是一位有着医学硕士学位的医生，业务水平一流，阅读外文医学杂志的速度不亚于中文。尤其难得的是他还喜欢做饭，而且有着不俗的厨艺。对妻子林小枫歇斯底里的性格及日常生活中的胡搅蛮缠，作为丈夫的他有宽容，有退让，甚至有迁就，当然偶尔也适当地表现出自己的生活原则；在不得不与妻子发生冲突时，他采取的基本上是“且战且退”的策略，体现了一位优秀人士所具有的气度。宋建平还疼爱儿子，对岳父岳母也能尽孝道。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社会较为理想的丈夫形象。
　　“作女”林小枫：本科大学毕业的小学教师林小枫，非常幸运地拥有了这么一位优秀的男人，又怎么会让婚姻生活充满着痛苦与怨恨，并且导致丈夫对自己身心的背叛呢？林小枫的行为一再让我想起张抗抗一部小说的名字——《作女》。虽同是表现女性的“作”（读zuo，平声，指不能安分守己、挺能折腾的人），但由于审视者的角度不同，《作女》中卓尔的“作”与林小枫的“作”也被赋予了迥异的内涵。“作”这个词在剧中显然又回到了它的传统意义上。在北方方言中，它一直单用在女人或小孩身上，传统上把妇女儿童放在一起，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文化观念所致。所以这个“作”字，它在民间一般都是骂小孩或指责女人的：你就“作”吧，你特能“作”，你“作”死吧，把胡搅蛮缠的行为叫“作”。林小枫显然被赋予了这么一个传统式自作自受的女性特征：
　　“望夫成龙”：在林小枫眼里，作为肝胆外科医生的丈夫宋建平是一位平凡的“好人”，好人固然好，平凡就不好了；就因为宋建平的甘于平凡，她和儿子才只能过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心理使林小枫成为一个肤浅霸道的女人，丈夫再也感受不到谈恋爱时她的美丽与优雅了。35岁的林小枫进入观众视野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在医院食堂买菜因一位20岁的姑娘叫了声“阿姨”就反应激烈的庸俗女性；随后就是因将要入小学的儿子不能进入重点学校就否定儿子前途的歇斯底里的女人。
　　“丢失自我”：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宋建平因大医院的种种弊端辞职后应聘到一家外资私立医院，她则主动辞职全力以赴做家庭主妇，终于“丈夫成龙”，“夫贵妻荣”了。但“成龙”的夫对“荣”了的妻却出现了严重的“审美疲劳”，林小枫新的烦恼就是丈夫对自己没有了性的冲动与要求。于是就有了主动向丈夫示爱、穿性感睡衣、要求丈夫看医生、为丈夫买药、熬药、强迫喝药等一系列行为。上面提到的细节本应是林小枫这类女性人生伤痛的生命体验，但在有着“身的背叛并不是对爱的背叛”时尚观念的刘东北那一场放肆大笑中，被消解得干干静静。她对丈夫的示爱行为因“千方百计”“煞费苦心”而只能残酷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失去了让观众同情、理解的价值。事实上宋建平对妻子确有身心的背叛（对坚强美丽、通达透彻的单身女同事肖莉的暧昧情感，对妻子不能产生性冲动等），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但不主动与妻子沟通，也不做任何有利于婚姻和谐的努力，反而谎称自己患了ed搪塞妻子。由于剧作完全将其置于男性中心意识的无情审视之下，妻子奔波买药、辛苦煎药这些本是源于爱的行为，就因此显示出了一种非常可笑的滑稽相。在这里观众看不到对女主人公爱情渴求的细腻理解与同情，一些细节镜头的喜剧性压倒了悲剧性，由此影响了理解女性人生伤痛的思想深度。在处理夫妻性关系问题上，剧作显然很遗憾地体现了男权叙事中贬斥主动型女性的意识，作为妻子林小枫的这一系列行为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却被编导完全置于嘲笑和调侃的叙事层面上。以喜剧的嘲弄态度把这类女性丑角化，使电视剧失去了本应具有的悲剧审美意味，把林小枫塑造成了一个丢失自我、滑稽可笑的女性形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式离婚》所体现的男性中心视角，主要是把女性爱情、婚姻失败的生命伤痛界定为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使之完全失去了被悲悯同情的价值，而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它显然承袭了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的封建性文化道德，从根本上模糊了夫妻之间女性的爱情追求、性的要求与一般女性对男性性挑逗这两种行为的本质区别，遮蔽了女性的爱情是女性对男性世界的一种真挚情意。林小枫的爱情与性的追求不过是要与丈夫携手共度人生，而剧情却透露出背弃了女性在爱情与性的追求上也拥有与男人同等主体性地位的现代性爱伦理观念的文化信息，丑化在性爱中采取主动态度的女性，这种立场在当今通俗文学作品、影视文本中可谓比比皆是。这种男性叙事设置了重重男权罗网，使试图超越传统“敬顺”“曲从”具有主动精神的女性被表述为面目可憎、滑稽可笑的女人。这一叙事成果在有限度地完成女性人性的现代批判的同时，更多的是表达了男权文化对女性主体性的厌恶和憎恨，体现了压制女性主体性的男性中心思维，表现了当代文化人士对传统男权文化意识的继承，这从一个方面暴露了现代知识分子对解放妇女精神的现代文化观念的背叛，也说明了在性别意识领域方面实现人性观念现代化的艰难。

　　尤其荒诞的是电视剧后半部的一个细节：在宋建平的默许下，刘东北利用林小枫情感空虚之际与其搞网恋，使毫无防备的她坠入爱河。这种极不道德的卑劣行径没有受到丝毫谴责，反而由于男性中心文化的审视，可耻可羞的、被嘲笑的仍是女性林小枫。林小枫的言行举止在洞察一切的、有预谋的丈夫冷冷的、严密的、居高临下的目光审视下，显得格外肤浅可笑：她不仅会因一位老眼昏花问路的老太太一声“小姑娘”而欣喜不已，也会因在网上对恋人的呼唤得不到应答而对心爱的儿子无端呵斥。林小枫的爱情冲动与爱情伤痛，没有被放在女性生命本位上加以掂量、评价。这种得不到男性世界认同的女性恋情，在剧作中就成了“该撕破给人看”的“无价值”的东西，这样受男性刘东北、宋建平有意误导的悲剧因素大于喜剧因素的爱情失败，就因被从男性本位立场出发作了完全喜剧化的处理而成了冷嘲的对象。由此可见，编导审视林小枫爱情举动的价值尺度是：一方面看它能否契合男性需求，被男性认同；另一方面看它是否符合压抑女性主体意识的封建男权道德准则。这就暴露了电视剧中“人”的观念并没有整合进女性群体，依然坚持把女性作为异类看待的价值缺陷。
　　在《中国式离婚》所展示的三对“没有第三者的背叛”的脆弱婚姻中，无论是身的背叛，心的背叛，还是身心的背叛，背叛者清一色都是男性。这虽然体现了编导对当代中国婚姻状况的实际考察，本应无可厚非，但审视这种现象的眼光以及所流露出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却令人质疑。法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家西蒙·波伏瓦曾在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的《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女性是在男性中心的父权文化传统的浸染中形成。《中国式离婚》在展示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的同时，其对女性的言说却显示了对父权文化传统的沿袭。剧情细致地展现肖莉、娟子不能容忍丈夫身的背叛而坚持离婚后的痛苦：肖莉虽仍过着有房有车、优雅的有钱人的生活，但从她借音乐、舞蹈来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悄悄流泪的镜头，观众看到的却是寻寻觅觅、孤独彷徨的凄凉身影；娟子在知晓刘东北再婚后的失声痛哭，显然包含了很多后悔的成分；林小枫在别无选择后不得不离婚，而之后的生活状况似乎还不如肖莉和娟子。剧情没有展示出她们未来哪怕是渺茫的希望与幸福。而肖莉的丈夫在离婚后又给钱又送车；刘东北在身的背叛东窗事发后对娟子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讨好显然不只因她有了身孕……这一切“有情有义”的行为都似乎在证实着刘东北“身的背叛不是对爱的背叛”的当代名言。而“过来人”林母不但用铁的事实证明“当代名言”的正确性，而且还以幸福的晚年为“小字辈”女性们展示了自己的生存智慧。当年面对丈夫出轨、“第三者”怀孕的情况，这位“聪明”女性展示出的宽恕情怀不但保全了婚姻，而且直到晚年夫妻仍是那样美满与恩爱（那位与林父未婚生子的女性的人生意愿和生命价值何在？林父从此忠实于妻子是出于感恩，源于爱情还是其他？……这所有的追问都被编导忽略了）。这一情节设计与20世纪末女作家航鹰轰动一时的小说《东方女性》是何等的相似，而那位所谓完美的“东方女性”林清芬在中国又是如此之多！这正如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揭示的，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可以千变万化，但故事的结构功能总是那么有限。法国作家纪德也说，文学有时候回避不了老调重弹。在婚姻问题的处理上，文学作品展示夫妻间理解、宽恕的主题意向，是极为明智的，在通俗电视剧中更是非常动人的。它契合了中国人非常熟悉、也非常“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但问题是在这里透露出的文化信息不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现代意识的基础之上，而是强调妻子对丈夫单方面的理解宽容与忍让奉献，其中的逻辑是刘东北的逻辑，而刘东北的逻辑里“身的背叛”显然是只限于男人。这一点在宋建平对自己已经决定要“休掉”的妻子仅仅与别人搞网恋就感觉不爽，而刘东北对哥儿们的充分理解中就昭然若揭了。
　　文学艺术对生活的指导作用是一种塑造，一种规范，也可能是一种压抑。它在激发我们内心的一些可能性的同时又压抑着另外一些可能性。中国现代妇女地位的转变以及尚存的问题，艺术家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传播中被形象地展示出来，一旦被受众认同，就会成为强有力的文化规范，进而塑造着作为受众的男性和女性。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也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继承封建男权传统。因而，作为文化传播者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艺术想象过程中，更应时常反省自己，怀疑自己，追问自己：有没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他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提升社会文化水平，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为中国妇女、女性问题和性别问题打开新的向度，从而促进两性和谐相处，平等对话，从性别意识领域促进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生长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