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故事　制度　影视 
　　 
　　[论文摘要]故事是衡量一个社会正常与健康的标尺；故事是影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载体：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其生态环境——制度的制约，可以说，故事、制度以及影视间有着微妙的审美关系。 

　　故事是什么?福斯特说：“故事是对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从人类早期开始，人们就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传达信息，教育他人，从口语到文本到传媒，故事在人类的心理过程中慢慢积淀，并渐渐发展成后来的叙事传统。人们导故事，文本讲故事，影视演故事，这样，故事便长久不衰地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阐释自身的基本方式。 
　　理论家曾为我们总结了两种叙述故事的方式“讲述”(telling)和“展示”(showlng)，“讲述”是由一个叙述者来讲故事，而“展示”是由人物直接呈现，尽量忽略叙述者的介入和评论。而本文将试从讲述故事的生态环境之一——“制度”和“展示”故事的方式之一——“影视”入手谈谈其间微妙的审美关系。 
　　 
　　一、当故事遭遇制度 
　　 
　　可以说，健康成长的人和健康发展的文化需要多种多样的故事，对一种理想的文化生态来说，丰富多彩的故事是必须的。故事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正常与健康的标尺，故事的乏味意味着人们的生活世界出了问题。 
　　一切故事都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怀。哈维尔有句话说：“极权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这句话曾经很令人费解。浙江大学徐岱先生在《基础诗学》里解释说故事与专制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原因如下：凡故事都承纳并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就不能成为好故事。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但是，个性与专制制度却水火不容。不错，我们都清楚，好故事应该要有独特的情节，新鲜的人物，并呈现出“多元化”的性质。多样化的故事将造就多元化的人生风景。只有丰富的故事才能让人们的眼界开阔起来，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个性，从而让自己的个性成熟和独特起来。 
　　同时，故事具有道德化的倾向。然而，多元化却是极权制度所痛恨的，专制制度希望的是艺术为政治服务，希望的是所有的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奴隶。在其看来，多元化等于个性，个性等于反叛的可能。难以想象在一个没有故事发生，没有故事聆听，没有故事欣赏的社会里人们的思想将会何其贫弱?我们可以拒绝一个观点，但不能够拒绝一个故事。回头想想那个让国家几亿人集体疯狂了十年的时期，在当时的专制制度下，人们的个性被磨平。很多故事被禁止，很多故事被隐藏，就连仅剩的八部样板戏情节也单一得很，里面的人除了革命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面对那个故事生态环境畸形和故事思想资源匮乏的时期，不得不令人再次深刻地注视那些故事背后的历史反思与理性回想。 
　　 
　　二、当故事淡出影视 
　　 
　　几千年的叙事传统在受众心中形成一种心理认知图式，这种认知图式使受众在接受故事时都具有一种审美的期待视野。而当故事走进影像画面之后，光与影的结合又给了人们另一个空间去享受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影视作为叙事艺术在当代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停地发掘有趣的故事以满足受众对世界永不停息的好奇心所激发出的审美期待，于是故事成为媒体传播最持久、最普遍的形式。 
　　可以说，故事在影视中的动态呈现满足了人们几千年来享受故事的愿望，而故事在影视中同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载体，几乎是一部影片的内核，它能不断激活人们的欲望和期待。然而，故事却一度成为逆反的对象。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先锋派电影反故事反情节，他们要求以抽象的图像、唯美的形式、孤立的形象和空洞的抒情作为影片的全部内容，试图使电影“纯化”：而到了60年代的现代派电影中，除淡化情节外，呈现出更为强烈的个性化色彩，疯狂地“书写”着人类的梦幻和下意识活动，影片往往呈现的是一些一个狂欢的时间之流，而留下的却是沉重的沉思。于是，人们脸上开始挂着“看不懂”的无奈和无所适从的尴尬。 

　　而在今天，国内媒体内容的故事情节似乎也有着淡化的倾向。也许是我们的故事生态在长期的积弱之后，影视也渐渐变得脆弱，难以强大。故事艺术性的淡出和人文精神的淡出一时在国内电影届竞相抽苗。在当前影视中，爱与生命这些远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远离社会基础性现实的故事在武侠电影里被碎片拼凑，如在《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影片里面我们看到的似乎是无主题，无连贯情节的故事，内容单薄而平淡，没有留下多少使人激动的东西。几部影片中的故事都被唯美的自然风光和高超的功夫技巧所冲淡，似乎纯粹是为了形式而形式，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视觉效果和艺术空间化的处理上，忽视了故事性和人文性。或许是由于武侠电影没有过多的文化负担、没有过多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束缚，所以它最能表达英雄艺术的无国界性。 
　　 
　　三、故事、制度以及影视 
　　 
　　当前，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挣脱了制度的束缚，影视在淡化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淡化了道德模式的建构。非常庆幸的是我们都明白：说教与自以为是的崇高通常都是无法诱惑大众的审美期待的。写到这里，不禁令人想问：制度让陈凯歌活得很好，他却拍出了一部《无极》，制度并没有禁止张艺谋拍《红高粱》，他却在今天拍出了《十面埋伏》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们生存的时代还是个故事生态尚不够理想的时代?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大片时代”，重新思考我们心灵潜在的危机和失落的世界，也许是非常必要了。有句非常经典的话很适合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我们需要丰富的想象和两片永远新鲜的嘴唇。 
　　是的，我们真的需要好故事，精彩的故事，需要元气饱满和的影视，内涵富有张力的影视。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好的故事需要生活，但它不是生活的翻版：需要想象，但它不是背离生活逻辑的胡编乱造。生活可以为我们积淀丰富多彩的故事，影视能够为我们呈现五彩斑斓的故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讲了故事而被人说成是“不懂艺术”或“没有文化”，因为今天的制度阻止不了我们真诚自由地讲故事，还有——呼吸健康新鲜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