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季风中的马》看草原电影的文化思考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草原上的人们》《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是到20世纪90年代的《黑骏马》《天上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嘎达梅林》等，再到获得第25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季风中的马》以及获得第57届柏林电影展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等，草原电影正以其独特的艺术质素引起了国内和国际影坛的关注。早期电影对草原生活进行了“揭秘式”呈现，对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关注较少，而到了《天上草原》《季风中的马》《图雅的婚事》等电影的出现标志着草原电影走向成熟。草原电影在视觉和听觉元素上体现出草原文化特有的自然、历史和人文景观造就了它独特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草原电影中所蕴涵和依托的生动鲜活的民族文化和丰富厚重的历史底蕴，也正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影坛一张独具特色的名片，研究草原电影的成熟壮大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电影的生存和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草原电影与草原文化
草原电影是以电影的方式反映草原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用镜头捕捉草原之美，关注草原人的生活状态，描绘草原风俗习惯、社会背景，带有浓郁民族气息的视觉艺术。在实际拍摄和制作中，草原电影以反映内蒙古大草原的自然风貌和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草原人民的影视作品居多。
草原电影是草原文化的表达和书写。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是地域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因为有了草原文化的强大内核才使得草原电影有了发展的巨大空间，草原电影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以表现草原历史、草原文化特有的文化观念和审美特征为主。
以《季风中的马》为例看草原电影的文化思考
《季风中的马》聚焦在一匹蒙古牧民家的老马身上，马的命运和牧民乌日根一家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伴随着牧民对马的态度将草原生活的细节处和真实处、草原文化核心的民族心理淋漓尽致地诠释出来。
（一）马的符号化表达
蒙古族历来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马在蒙古族民族历史中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生产工具伴随着民族的发展壮大。“马的驯养和骑乘，使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畜牧部落逐渐具备了驰骋于无垠草原上的能力，转化为真正的游牧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马是他们忠实的朋友，为之负重致远；在狩猎过程中，马的快速奔驰使得牧人随心所愿地围追堵截猎物；特别是在战场上，马是牧人战士们须臾不可离开的战友，正是马的速度造就了北方草原民族铁骑的高速机动的能力和强大无比的冲击力。”②马已经进入蒙古族的文化观念之中，马身上所承载的奔放、自由、刚烈、执著、坚忍、老成负重等性格元素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稳定成分，甚至抽象为草原文化的符号，代表着草原主体的文化价值和自我塑造。电影中乌日根从养马——护马——卖马——赎马——画马——祭马——放马一系列的情节中，马的符号化意义尤为明显，它不仅是动物意义上的存在，更是草原人情感投射的对象，是乌日根草原生活的标识和民族身份的重要见证。对于沉默而倔强的乌日根，潜意识中民族性格和心理本能地抗拒生活的变化，内心曲折复杂的情感又无法直接抒发，只能将所有情绪宣泄在他的参照系和对应物——一匹曾经血统名贵的老马身上。
这是乌日根惟一的和最后一匹马，为维持草原生活，乌日根找草场，借草场，甚至不惜为草场的事和人发生冲突进公安局。哀伤、愤怒、行为暴躁、丧失理性、无奈苍凉都统统汇入了这一人物的情感之中，最终乌日根无奈地将马卖了。直到舞厅重遇老马的一幕，最为震撼人性，使电影的情感冲突达到了最高点，当乌日根看到白马的眼睛被一副胸罩蒙着，背上骑着一个半裸的女人在酒客的嘈杂哄闹中扭动着身体时，他彻底愤怒了，自尊和信念的底线被冲垮了，于是整个人像疯了一样企图夺回老马。最终乌日根的画家朋友帮他赎回了白马，并要求他穿着古代铠甲骑在马背上，作为绘画的模特。曾经驰骋在草原上勇猛难敌的骑士已经不复存在，那样一种鲜活生猛、斗志昂扬的民族精神也在现实和平安宁的生活中退去了光环，而这样一幅企图复制往昔时光、追忆民族精神的骑士图显得如此颓败和可笑。
（二）文化冲突反思：草原生活的挽歌与忧患
乌日根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是沙漠化的草原无法保障游牧生活的继续；另一方面是城市文明的侵袭，发达富庶的城市生活吸引了无数草原人放弃游牧的生活到城市中谋生。当自成一体的、崇尚自由的慢节奏的草原文化与开放多元、快捷便利的城市文化狭路相逢时，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正如城里酒厂的宣传车开进草原时，乌日根的妻子、孩子根本无法理解人群的行为和内容，只有本能地捂住耳朵以抵抗喧闹，而老马更是因此受惊，隐喻着草原文化在未知的城市文化面前猝不及防和惊恐拒斥。
乌日根有一句经典的台词：“鱼是鱼，马是马。”这是一种草原牧民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在他看来，牧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由于生活观念、民族习惯和性格的差异必然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对于文化冲突，很多人会把影片解读为哀叹古老草原游牧文明消逝的挽歌，然而仅仅将影片定位在怅惋和忧伤的情绪基调上，这样的评价未免过于简单粗糙。在对待老马去留的态度，乌日根一家三口人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具体而微地演绎了草原人对待文化冲突的不同态度。乌日根眷恋草原生活，对老马的感情更是坚决；而妻
子却与丈夫不同，她虽然熟谙了游牧生活，却在现实压力下计划去城里谋生，对老马也没有太多留恋；年幼的孩子几乎是高高兴兴愿意去城里，虽然他留恋老马，但这种单纯的感情和脱离贫苦生活相比分量要轻很多。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成年人或多或少对草原文化有所眷恋，在是否离开草原的问题上犹豫徘徊，而新一代草原人在还没有对草原产生依赖之前已经被城市文化所吸引。
作为一个蒙古族电影编导，宁才在拍摄和主演电影的同时融入了对草原文化的自身体认和深沉而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对民族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将乌日根这一典型的草原牧民形象演绎得如此执著质朴，让人为之忧伤，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文明的推进，倔强执著地固守在草原上也并不是惟一出路。影片中，乌日根对于妻子去卖酸奶极为愤怒，这是古老的草原民族性格中顽固和保守的一面。再如乌日根的画家朋友活在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自负虚荣之中，靠吃祖宗饭生活。在文化冲突之中一些草原人墨守生活常态，拒绝接受新事物，在现实无奈与忧伤中又不敢面对未来。影片中的季风也是时代更迭、文化触碰的隐喻。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少数民族电影编导，宁才致力于带领观众感受真正的草原文化以及其在现代文明中的发展变化，产生的种种问题，在乌日根的身上也包含着宁才对民族文化和文化冲突的深沉反思。宁才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希望民族文化在这种生态恶化和文化冲突的嬗变中重获变革和新生。
（三）草原生态与文化生态
电影中贫瘠暗黄的草原、耳边的风沙声、牧场被圈起来保护以及乌日根寻找牧场的艰难，无一不凸显着草原的生态问题对人类的作用。虽然电影没有探讨草原沙漠化的原因，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战乱、过度放牧、把草原变成耕地等行为都加剧了草原的沙漠化，人类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逐渐毁坏自然与人的关系，造成了今天草原人的生存危机。在生态断裂的背面更是潜藏着人类的中心主义观念。《季风中的马》以电影的方式传递忧患，深入思辨，必然会影响到观众对于自然价值观念的重现建构，把对生态的关注纳入人类的文化范畴，审视人类膨胀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建立适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草原的生态恶化也会作用在草原文化之上，挤压草原文化的发展空间。作为草原文化的传承者，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离开草原的牧民如何去传承和发展草原文化。乌日根对于老马执拗顽强的态度、不肯搬离草原是他珍视民族身份、难以割舍民族传统的情感流露。电影的最后，乌日根采用郑重的萨满宗教仪式，请萨满诵经，将马放归自然。虽然他本人不得不离开草原，对马的祈愿和祝福，正是对草原生活方式的祈愿和诀别，从中可以感受到淳朴的草原人对大自然始终保有的一颗敬畏之心。诚然这种敬畏之情是以宗教力量作为支撑未免有些无奈和苍凉，而现代人正是缺少这种对于自然和宇宙的神秘感和敬畏心境。如果以宗教精神可以抵御外界利益诱惑，宗教的虔诚和谦卑可以对自然给予足够的尊重，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救赎方式。在蒙古族历史上，萨满教曾是成吉思汗号召众族统一的精神支柱和意志召唤。作为一个身处都市的蒙古人，编导宁才努力挖掘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独特的地域特点和宗教色彩，旨在现代生活中重建民族悠久强健的文化，保留住更多丰富的文学资源。
2001 年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护生态平衡那样不可少”，“如果说生物多样性是实施可持续发展、保证地球生物圈与人类延续的物质基础，那么，文化多样性
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证地球生物圈与人类延续的精神基础”③。宣言的出现反映出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生态健康发展的重视。在文化全球化对个体民族文化语境不断消解的今天，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式微和文化生态的失衡呼唤像宁才这样的编导站出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贡献出自己的不懈的努力，尽管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惶惑、失落，正如乌日根在草原生活与城市生活之间无法轻松、从容地选择，痛苦地煎熬和挣扎一样。宁才将草原人、草原文化在走向未来进程中的阵痛表现得非常真实。《季风中的马》包含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时代内容，更是引发我们对现代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