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电影分级制一直呼吁多年，但最终被权威管理部门否决，这实质上阻碍了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更快发展。本文论述了分级制与电影生产力的关系，中国电影对分级制的迫切呼求，电影分级制对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提高与影响，并对如何消除中国电影分级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素提出了建设性观点与意见。
［关键词］ 生产力；电影分级；提高效益
什么是电影分级制？就是电影生产和电影管理的一种规范与模式，是将电影按照内容表现的性质，分成不同的级别，适应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欣赏，其目的一方面可以保护未成年观众不受充斥在电影里的暴力、色情、吸毒、恐怖等镜头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尊重艺术规律和艺术个性，提升艺术表现能力和鉴赏能力，提高广大电影艺术生产者的积极性。电影分级，就是对电影生产力的解放。
一、电影生产力构成与分级制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分析，生产力是一种生产能力，包括生产者、生产资料和产品三大要素。以此分析，电影生产力包括电影艺术生产者、电影生产资料和电影产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的三要素中，劳动者本身是最核心的要素。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编剧、导演及电影相关的工作人员，而编剧及导演是电影生产力中最核心的要素。电影生产力与其他生产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质上都是进行社会生产活动，而电影生产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农业生产或者某种机械生产，而是一种艺术生产，其产品就是艺术作品。电影产品不是满足日用物质消费生活需要，而是满足社会的精神需要。电影生产力的硬件主要是指电影技术水平的发展，即生产的电影工具。中国电影的硬件，随着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彩色走向数字电影，技术不断更新，电影的技术含量及产生的艺术效果越来越具有魅力。电影生产力的软件则是电影工作者自身，电影工作者的电影生产观念、管理观念及电影发行观念，这些思想观念直接关系到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态势、设计规划、开拓途径和价值定位。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生产力的性质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相应的信息传递和处理水平也得到了发展，信息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主要要素。在当代社会，信息同样对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直接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社会的进步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步伐，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于电影生产来说，电影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电影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综合关系，包括电影的各级组织管理关系。电影生产力决定了电影的生产关系，电影生产力要求电影各种生产关系必须推动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生产力的积极性和生产能力。
电影分级制是电影的一种管理形式，是属于建立在电影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范畴，是为电影生产力服务的。作为电影管理关系模式的分级制，无论有多少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干预，但它必须尊重电影艺术本身的规律，必须为电影生产力服务，尊重电影生产力，适合电影生产力。
电影分级制有四基本个特征：首先，它是电影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是电影生产力客观发展的需要。其次，电影分级制属于艺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与政治意识形态彼此关联，但艺术意识形态不等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更不能无故钳制、孤立艺术形态，让艺术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奴婢。第三，电影分级制具有普适性，即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管理，都可以有一种共同的分级原则与标准，各个国家的电影分级制并不是绝对孤立的。第四，电影分级制有特殊性，因为不同的文化信仰、道德要求及民族个性，对电影分级的标准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但是，任何电影分级都必须适合电影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禁锢压迫电影生产力。
在任何体制的社会里，作为电影生产者都希望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发展，还包括电影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的全面发展。电影分级制可以促进电影事业的全面发展，美国、香港、台湾、日本、印度，甚至伊朗，由于早已经实施电影分级制，谁能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电影发展不如中国？谁能说伊朗阿巴斯的电影水平低于张艺谋？电影分级制能够促进电影制作者导演、编剧、演员及所有电影工业相关人员的主体性的全面解放与生命力的彻底释放，保护电影的观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选择权力的自由与对电影批评的自由。任何电影的管理手段，都是为了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在僵硬的管理体制下非得狭隘片面地理解电影分级制，从而扼杀电影分级制，其结果是不适应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电影发展的绊脚石，这样的电影管理体制则需要进行体制改革，以促进电影生产力的正常发展。中国电影需要真正的的蓬勃兴旺，而不是一种表面的、强加的电影“gdp”的假乐观，电影分级制势在必行。
二、电影体制的压抑与分级制的呼吁
应该说，中国的电影发展一直非常压抑。第六代之前的导演，其压抑来自起步阶段电影生产力的落后及中国现代史发生的战争混乱。从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代导演开始时期，到当代电影的发展，百年电影史就是一部电影生产力的压制与反压制的历史。
第一代导演由于整体上属于电影的起步阶段，电影的发展受到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低下的压制，电影产品制造比较粗糙，但是，第一代中国导演是开拓者，在极其简陋的技术条件下，开始了中国电影的起步。第二代、三代导演，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大战争冲击，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使得电影生产力更加受到牵制，一方面要经历战火纷飞的现实情境，另一方面需要执著地为电影艺术奋斗。即使如此，从中国第二代导演开始真正形成了电影的独立价值，他们开始了中国电影的艺术探索，将“写实主义”和电影结合起来，反映现实社会战火中民间百姓的生存与痛苦，有意识地将电影与舞台剥离开来，从对戏剧的模仿形式转向电影自身内涵，让电影真正成为“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体制是在高举“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旗帜下进行的电影生产，是遵命于计划内的电影政治宣传，第三代、第四代导演由于在严格的大陆政治形势压制下，生命被束缚，个性被枪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毛泽东主张“阳谋”的幌子，电影生产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和打击。“文革”时期，电影导演几乎完全失去了话语权，文艺界沉入了万马齐喑的泥潭，八个样板戏则是对中国电影界彻底阉割的变态结局。第三、四代中国导演，犹如悬崖上的小树，在裂缝中面临风暴肆虐的考验，同时坚强地从事着自己热爱的电影艺术。“前十七年文艺”（“文革”前）依然出现了不少优秀电影。“文革”结束，第五代导演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电影生产力开始得到了解放，导演不再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奴婢，开始了一些电影艺术的探索。电影从“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中摆脱出来，开始了电影的复苏与觉醒，被压抑的电影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1978年到1989年是中国电影生产力真正解放的大时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电影风格从一元走向了多元，张艺谋、陈凯歌得益于那个特点时代的造就。第五代导演是幸运的，时代的春天让他们真正地“百花齐放”。
第六代导演开始了独立电影的探索，但是，第六代导演一直生活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压抑，一半是自由”的纠结中。虽然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经历了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第四代在“文革”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成长，这些导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在时代面前的无奈与压抑，然而，最无奈、最压抑、最痛苦的则是第六代及新生代的年轻导演们!第六代导演们没有经历硝烟弥漫战场上的洗礼，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的豪迈激情，也没有“文革”时期的青春狂热，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从学院到社会，从国内到国际，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电影思潮在第五代那里轰轰烈烈后已开始趋于沉寂，第六代导演更多的是以极其外冷内热的姿态，极其个性化的电影语言，极其平民化的叙述视角去观察，去寻觅，去表现，从而去展示一个真实客观的现代中国，去展示中国在从狂热的政治崇拜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在传统道德与文化的坍塌下，在社会良知失序情况下中国转型期的时代阵痛。但是，第六代导演所受制于的是中国电影管理局的严格体制，他们的努力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无情地拒绝；他们的作品只能属于“地下电影”，他们的积极性不是对于中国电影体制管理的负责与导演身份的光环，而是作为“60后”“70后”觉醒者对中国整个社会的一种良知的关注。在无情的电影体制压抑下，第六代大多数导演开始希冀与体制和解，而最好的办法是将中国电影管理进行分级，然后按照世界电影的管理惯例，第六代电影属于何种等级可以名正言顺地予以划分，满足热爱第六代电影观众群的需要。2003年，对电影分级的要求达到了高潮，那些被压抑的导演抱着天真的态度，以为电影分级即可实现，显示出多年压抑与茫然后的兴奋。南京作家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米》被改编成电影，7年一直无法获准上演，“我赞成电影搞分级，《米》如果成为首部分级片算是比较凑巧吧。”①对即将亮相银幕的《米》有望成为中国第一部分级影片的消息，苏童似乎也表现得格外期待。可是又一个10年即将过去，《米》不但没有分级，却依然被禁。第六代导演非常愤慨，为什么他们的电影无法公开上演，他们的投资无法获得市场，他们的心血就因为体制而白耗！《冬春的日子》被英国bbc选为电影诞生100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17岁的单车》入选第51届柏林电影节竞赛片单元，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可是依然很难获得大陆电影体制的通过，无法与观众见面。导演王小帅对电影分级早已充满了热切期盼。②《鬼子来了》《小武》《蓝风筝》《冬春的日子》《苏州河》《北京杂种》《东宫西宫》，甚至港台华人导演的电影《蓝宇》《盛夏光年》《喜宴》《盲井》《盲山》等无数部非常深刻、非常具有人性、非常个性与艺术的电影为什么都被中国电影体制一起扫除干净？客观地说，第六代导演了除了要受到电影体制的压抑外，还要受到市场的双重挤压。因为他们的电影很少能得到通过，即使通过了，也无法与进口的国外大片相竞争，也无法与极度炒作的第五代的“贺岁片”“节日片”竞争。第六代注定了是地下“小众电影”，可他们电影的内涵及艺术深度并不会逊色某些大片。
第六代导演对电影分级愿望十分强烈，2005年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联名上书电影局。希望电影局能给他们电影一条生路。其上书内容非常客观与中肯，让人感慨而无奈，重读这份提纲，依然可感受到包含了电影人多少压抑，电影人多少悲愤！上书提纲写道：“（1）十多年来中国内地人在内地拍摄的部分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内地影院公映的权利。我们希望电影管理部门能够安排人员和时间对这些作品进行审查，以使部分从来没有经过审查但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规的作品得到与公众见面的机会。（2）我们希望在目前的电影改革的进程中，电影的审查或未来的分级制度能够对社会公开，具体来说就是包括影片制作者、媒体在内的公众可以了解各地审查或分级标准，审查或分级小组人员名单，审查或分级意见可以在媒体上发表。（3）我们认为应该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我们以为分级制的科学性在于首先能够保证电影导演的创作自由，同时对影片的受众范围予以分类和限制。这意味着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引导和控制电影受众，同时导演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创作自由。（4）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物质的发达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对本土电影中具有创造性但市场能力有限的电影予以政策性的资助和保护，以保证民族电影文化的长久活力。”③第六代导演们分级制的呼吁，充满了理性和正义的呼声，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电影的忧虑与保护的严肃思考，充满了对僵化的中国电影体制的呐喊。“上书”已经快10年了，可电影分级依然被拒绝，仅仅的理由是“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市场调查研究，但在调研中感觉到，从理论上说，电影的分级可以保证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但在实践中目前还没有看到非常成功的经验，包括国外一些发达的电影国家，在管理的过程中，市场还存在很多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进入市场、进入影院、进入网络、进入网吧看电影的情况”④。电影管理部门调研中真的没发现其他国家电影分级的“成功经验”吗？还是不愿意看到人家的经验？
三、电影生产力解放与分级制的确立
中国电影的分级为什么如此艰难，每当看到分级胎影萌动的时候，突然宣告已经流产。2003年和2010年是电影分级热烈期盼和争论最强烈的两年，但最终没有实现分级制的结果。其主要原因不是没有外国的“成功经验”，而是我们电影官僚的思想保守与故步自封，一种表面稳定与和谐的伪理性的电影管理。这种电影管理，已经给无数导演造成了伤害，甚至侵犯了电影创作的自由，并没有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那么，中国电影如何去实现全面的、真正的电影生产力的解放呢？
第一，电影体制不能仅仅被市场体制牵着走。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已经很多年了，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电影生产，实现了多种经营体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新的电影管理模式。“解放电影生产力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张宏森指出，就是把原有的传统意义上的国有电影生产单位、具有电影创作生产准入资质改变为一切社会力量，在具备基本的文化资质和基本的工商经营资质的基础上都可以投入国产电影的创作和生产。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同时，我们也鼓励国有电影单位进行积极的转企和改制，让他们从过去由事业主导型向产业主导型过渡，由事业单位向具有现代制度品格的企业完成转型。同时我们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多主体投资、中外合资等等各个方面开放了政策，降低了准入门槛。”⑤中国电影生产力的解放，管理部门的理解就是多种导向型的电影产业市场运转机制，而这种一味追求票房价值的管理，让中国本土电影陷入了被动，靠大量地引进和合资拍摄的电影占领市场，而中国本土元素、中国民族电影、中国特色的影视文化被挤在院线的边缘。每年国产电影数百部，有多少进入了院线流通？国家投入了多少去宣传扶持国产电影的市场运转？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不乏非常优秀的影片，因为大多数是独立制作，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抗衡国外及合资的大片，而我们的电影局除了“守株待洋兔”的到来，对第六代及新生代导演扶持了多少？
第二，电影体制不能仅仅被伪和谐的理念钳制。非常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电影管理部门非但对第六代导演少有扶持，反而更由于第六代电影观念的独特与个性，特别是对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的新写实的暴露，冲撞了管理者的“和谐”理念而遭到更大的压制，将第六代导演及其他导演们辛苦拍摄与投入的电影进行封祭。“和谐”是社会的根本，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和谐的局面，可“红色影视”垄断一切都是和谐的惟一局面吗？难道我们社会在如此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如此人心浮躁与不安下，在底层百姓如此受到多少盘剥与压榨下，不允许一种客观真实的异己声音吗？没有理性，就没有真正的和谐。理性是一种客观、冷静、真实的逻辑判断，通过理性对社会、对现实、对各种复杂现象进行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只有通过理性的管理，才是真正深得人心的电影管理。电影分级必须消除电影管理者的一些“忧虑”，担心中国百姓压抑几千年的“性意识”猛然觉醒，担心中国百姓的自治能力的欠缺。实质上，中国是一个传统的道德文明的国家，大多数人还处于前现代的思维定式，中国的电影分级也绝不会允许“三级”影片的拍摄和放映，电影管理局达摩克斯利剑——无情的剪刀会自觉地剪除这一切。另外，中国电影管理观念远远落后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管理，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了多元主义的存在，新写实、先锋主义、寻根文学、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流派广泛兴起，特别是新写实以暴露及反映普通百姓生存压力的作品非常繁荣，但是，这些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后却要被遭到广电局的禁止。《安阳婴儿》原载于《小说界》2001年第1期，入选人民文学2001年度小说精选集，可是被王超拍摄成电影后则被打入了“地狱”。刘庆邦小说《神木》是获得老舍文学奖的作品，被拍成电影《盲井》，却一直是内地的禁片，而这部电影使得王宝强从一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真正地开始走红影坛，今天活跃在红色经典的银幕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至今，有多少部非常优秀的电影被革除院线，也许只有广电局的领导最清楚。一种为了保官利己的伪和谐，保守与中庸的姿态，坑害了多少电影人的心血！中国电影生产力的压制依然存在，中国电影分级制任重道远。
第三，中国电影分级制必须实施，并让电影生产力早日获得全面解放。犹前所述，电影分级制是电影自身规律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人为的阻挡及僵化的限制，可以压制一时，但绝不可能压制永世！中国电影审查者的几个官僚的审美，不能代表全国13亿民众的审美需要，事实上他们压制的不少电影在中国大街小巷dv店里随时可买，在网络上随时可以下载。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电影艺术家的辛勤汗水与经济投入，电影分级是非常必要的。电影分级制的动力，更多地来自观众的迫切需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郭志坚就在其个人博客上痛批《让子弹飞》“故事情节有点不合逻辑与拖沓冗长”“充斥全片的脏话（国骂）、血腥场面和性暗示”，“让观众感觉极不舒服”，不适于青少年入场观看。他表示，自己在电影未散场时已主动退场。郭志坚指出，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一部影片只要通过相关部门审核就可以进入院线向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播映。他说，“试问当一个孩子，尤其是青少年看了这些‘拳头加枕头’的画面之后是否会给他们正在成长的身心注入一股非理性的冲动，我很担心！票房重要，责任更重要！”⑥主播郭志坚的呼吁代表了大多数普通观众对电影分级的心声。
第四，中国电影分级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虽然每年中国都进口不少国外影片，拉动了国内电影的票房价值。可是，在中国早已经加入了wto后，中国的电影市场管理应该与国际接轨，中国不仅仅是将国外的电影进口到国内，而还应该将中国的电影输出去。电影是文化产品，和其他产品一样，要占领国际市场。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可以满足电影与国际国内需要的双向市场，而分级制则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基础平台。中国目前电影管理者对分级制的偏见和保守，使得中国电影生产力继续被压制，不敢大胆投入与创作，担心被广电局封杀。在如此冷酷严肃的体制下，中国主流电影能够走向国际接轨吗？大量的红色经典能够卖到美国去吗？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获得金熊奖，使张艺谋一举成名，可这部电影获奖的原因，是电影里表现的“抗日”的政治元素还是表现出中国北方农民的野性、顽强的生存力及“我爷爷”“我奶奶”的传奇经历元素？张艺谋后来的电影又有几部走向了国际市场？《断臂山》《大逃杀》《香水》《索多玛120天》，虽然是有争议的题材，同性恋、暴力、性变态等，但是，这些电影毕竟在世界上非常流行，在国际上拥有相当多的观众，中国的导演能够拍出这样的电影吗？中国的电影体制在这些电影孕育阶段就可能把它们全部“枪毙”！中国不存在电影分级，不需要人性复杂的电影，只需要的是红色经典与儒家伦理范围能接受的极其简单朴实人性的电影。在官僚的意识里，中国13亿人口里不存在同性恋，不存在心理暴力，不存在sm和性变态，所以，凡是像《断臂山》《大逃杀》《香水》《索多玛120天》这样的电影，既不准拍摄，也不准进口，当然更不存在出口。可事实上，中国现实人群里，中国电影观众到底有没同性恋存在呢？据专家估计，中国有接近五千万同性恋者，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漠视这些人的情爱选择权与生存状态呢？为什么我们的电影管理者不允许同性恋题材电影的拍摄并禁止进口呢？市场有需要，观众有需要，根本不是三级低俗的影片，仅仅是涉及了复杂的人性就可以被官方禁止吗？这难道不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破坏与干预吗？对观众影视审美需求的扼杀吗？在全球化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电影分级制可以促使中国电影拍摄出更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竞争力的影片。中国电影需要走出去，需要占领国际市场，需要成为电影制造、电影发行的电影经济大国与电影强国，为此，电影分级制必须实施。
第五，体制内计划经济电影管理审查制度早应淘汰。中国经济改革让全世界瞩目，而政治体制改革十分缓慢，中国体制的管理虽然调整了一些政策，允许外资、合资及独立投资电影，但电影的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十分僵化，依然属于计划经济的模式。目前，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标准是什么？其标准合符艺术规律原则、市场原则及审美原则吗？是一种主观的官僚意识标准还是一种科学的、公正的、客观的、世界性意义的标准？中国体制内审查拍摄的电影每年都是500部以上，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又有多少电影真正进入了中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呢？多少电影真正属于艺术审美水平高准的电影？事实是这些电影最终成了仓库的祭品，无法上线，浪费电影资源。中国体制内计划经济模式的电影审查制已经过时，严重阻碍了电影生产力积极性发挥，呼吁将其淘汰，以电影分级制的设立而代替。
总之，电影分级是一种必然，导演呼吁，观众呼吁，市场本身也在呼吁。作为国家电影的管理者，必须高瞻远瞩，以理性客观的视野对待电影分级制本身，在没有试验之前，匆忙地得出中国电影不宜分级是独断的、草率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如果阻止电影分级，就是阻止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是对电影人的不尊重和漠视，对艺术家及中国观众的审美践踏。中国电影分级制不颁布实施，对于中国本土电影的发展，对于下一代人的成长，对于中国当代民族的整体素质的完善与提高都是有着妨碍作用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中国百花齐放的电影真正的春天还会远吗？
注释：
① 顾小萍：《〈米〉原著作者苏童：中国电影分级我赞成》，《江南时报》，2003年3月6日。
② 王小帅：《中国电影必须分级，暗流必定会涌出》，《城市画报》(广州)，2005年11月。
③ 袁蕾：《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联名上书电影局》,《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4日。
④ 杨华云：《广电总局：中国尚不适宜推进电影分级制》，《新京报》，2010年8月20日。
⑤ 黄维：《张宏森：解放电影生产力 电影产业六年探索变化可喜》，中国文化产业网，2009年5月8日，http://www.cnci.gov.cn/content/200958/news_45728.shtml。
⑥ 《央视主播痛批“子弹”电影分级制遥遥无期》，《南方周末》，2010年12月21日。
